。我教的别的课程上也没有看到哪个同学在该课程的范围中，读书超过我。我觉得我应该读不过很多同学，但居然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这件事真的太怪诞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酷爱读书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是什么样的学校？怎么能有这种现象？年纪轻轻的学生读书读不过一个老头子，这太荒诞了。什么原因呢？这原因肯定不在于同学们。你们曾经是一张白纸，是初等、中等教育把你们造就成今天的状态。问题出在我们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里面。教育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应该开发出一个人的读书兴趣，而不是摧毁一个人的读书兴趣。如此说来，同学们无罪，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它非但没有开发出我们的学习兴趣，反而是摧毁了我们的读书兴趣。厌学是怎么产生的？不爱读书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中等教育，不尊重个性，不尊重个人的兴趣。它一味地要我们去侍奉一个功利的目标，要我们全身心地侍奉一个目标：考名牌大学。在中学的时候是这样。到了大学以后呢，过早地、过度地走向专业化，要我们去侍奉专业化这个目标，过于重视成功，过于重视结果，轻视了当事人的兴趣。
兴趣应该怎么开发？当然了，你的兴趣开发有时候也需要缘分，有一个老师、有一个朋友在某一个领域启发了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呢，开发兴趣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给同学们宽阔的选择空间，最后会不期然地，很多人开发出了某种兴趣。关键就是宽阔的选择空间。空间是什么意思？就像你走进北大的食堂，你的选择空间挺大的，因为有这么多菜搁着呢，不管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你总能找到适合你口味的。再比如作为一个年轻人，周围有很多同龄的优秀的异性青年，你有很大的空间去找对象。有时候，不是人人都有这么大空间的，都有丰富的选择对象的。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是写足球评论的，叫金汕，因为出身不好，“文革”前一年高中毕业，他学习很好，但考不上大学，就做工人了。没想到他下面的几届中学毕业生都上山下乡了。老金置身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时空里，他下面的六届毕业生统统上山下乡。这是极端的情形。通常，空间是这样的，只要你周围放着许多类型的书，很多类型的知识，只要有货真价实的东西在这儿放着，就是你的选择空间。
什么是选择？选择就是可以自己决定。可不可以我自己决定我爱读什么书啊？只要这么多好的异性存在着，这么多好书在这儿放着，同时你又有时间，有自由意志可以去选择，多数人可以找到对象的。这些书是迷人的，这些好书就像妙龄异性似的，很有魅力。你的求知欲很旺盛，怎么能找不到阅读对象呢？不可能的。
兴趣应该这样开发。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外部压力不可以太大。外部压力要是太大了，你就受到干扰了。结果是你没有选择空间。你被人控制，被人强迫，只读专一的、少数的那几本书。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此前就是这种状况。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内部的驱动力。内部的驱动力大了，不要紧的。有时候事情的表面好像一样，这个学生真用功，一个可能是外部压力造成的，一个可能是内因造成的。当然，内因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读一些课外书，杂书，闲书。但是也不尽然，有时候内部驱动力造成的也是读某个专一科目中的书。那么我们看到的表象就可能完全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两种行为是貌合神离的，形同实异的。我曾经跟中国的大数学家杨乐有过对话。杨乐坚决反对奥校、奥林匹克数学班。杨乐说搞数学是个马拉松，不要在少年时代搞填鸭。我为了激发他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的履历。杨乐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被报纸宣传过。我就问他，您不让现在的这些孩子努力学数学，您当时也没闲着啊，您上高中时做了几百道、上千道数学题。他愣了一下神，说，不一样，没人逼着我，我自愿，我热爱。一个被迫，一个热爱。我们看过去，他们的行为好像是一样的，其实大不一样。这个被强迫的，短期成果可能还不错，但他过后很可能会厌学。自愿的那位，动力与日俱增。
去年北大社会学系硕士生口试。一个小伙子，在北大读本科，是理科的，因为好几门课考试不及格，都是数学类的，被开除了。跌了大跟斗。他不服气，自学考社会学研究生。我对数学的才能历来非常重视，认为数学是基础智力。他因为数学被开除，在智力的某些方面是不是有欠缺呢？口试中我就问他，你数学不及格，是不是中学的时候数学就不太灵光？他只说了一句，中学我是奥林匹克数学优胜。一个当年奥校的数学尖子，因为厌学，在数学上栽了跟头，何等悲哀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还能翻过身来。
我们接着分析，中学课堂上学的东西和大学专业内学的东西，能不能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有这个可能性。杨乐就是首先被课堂上的数学激发了，课余继续投入。大学专业内的知识怎么不能激发很多同学的兴趣？有很多老师循循善诱，有这个可能性。但我想，如果仅靠中学课堂上的知识，仅靠大学专业内的知识，来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成功的比例不会太大。要想大比例地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我看除了课堂上，除了专业内，在中学期间还要靠课外读物，大学里还要靠专业外的读物。为什么？因为人是多样的，课堂和专业是狭窄的、局限的。这样有限的内容，有可能激发你所面对的全部同学吗？我怀疑。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要想真正地调动起一个同学的兴趣，就应该给他宽阔的空间，更多的选择对象，更多的选择机会。
兴趣的早期开发非常重要，读书兴趣的早期开发也是这样。可以做一个类比，大家对各种不同的食物的适应、喜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期的开发。早期如果没开发出来，大了以后再接触这种食物不见得爱吃，未必受用。举一个例子，牛奶。我们中国人，特别像我这一代人，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不能够多喝牛奶，喝多了消化不良，会拉稀或胀肚。营养学家告诉我们，牛奶营养非常丰富，价格也不高。我们每人要是每天喝一斤牛奶，多好啊。可惜国人里就一小撮人能行。而老外可以，老外们都没什么问题，并且喝凉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喝。什么造成的差距？生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不完全是天生的，还取决于幼儿期的开发。一个人如果在幼儿期喝牛奶，就适应了，成年后可以一直保持，喝很多牛奶。如果幼年的时候没怎么接触牛奶，大了以后就不成了。肠胃里面有很多很多种酶，你幼年的时候如果喝牛奶，就会在胃里面产生一种酶，这种酶能帮助你去化解牛奶。到了成人，那个酶就保持在你身体里。如果幼年没有开发，牛奶再好，与你无缘。或者只能稍微喝一点，多了不成。要做个美食家，小时候周围要有一个广谱的饮食环境，要能接触多种食物，小时候好多食物没有接触，大了再接触这些食物，会觉得味道古怪。别人说是美食，你觉得一点儿也不好吃。岁数大了再开发，开发不出来了。
广博的读书兴趣要从小开发，大了就开发不出来了。其实现在跟同学们谈这个问题，已经有一点亡羊补牢的味道了。兴趣开发要在少年时代，你们都是青年了。那时候是开发的黄金时期，我们却被科举鞭子抽赶，没有自由的时间去接触课外读物。是不是说你们处的少年时代非常不好，我的少年时代非常好呢？不是那回事！我的少年时代处于另一个极端。你们是外部压力太大，逼着你在一个极狭窄的范围里重复劳动。我是处于什么环境？我的遭遇是失学，不仅学校不办了，书都烧了，周围能看到的书很少。同学们在中学时代因为外部压力太大，相对说，你们内部不需要再有太旺盛的动力。再有太旺盛的内部动力，内外夹攻，你岂不是累死了吗？你们甚至经常要找机会歇一会儿，看看电视，偷偷懒。我们那时候学校不办了，一部分青少年激发起了一种内部的驱动力，想找书看。其实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跟大家一样，人同此心，有时候也想偷懒。但是当学校不办了的时候，我才发现念书真不错啊，自己找书去。我们把“破四旧”藏在一个地方的书偷出来。逮着什么看什么。结果呢，在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时期，我读了很多古怪的书。有的书好是好，但如果在正常年代，人们走常规道路，是读不到这样的书的。何况你那个岁数了，你又不干这个专业，读这书干什么？比如说，我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里面的一两卷，在座的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俄国大戏剧学家、大导演，世界戏剧有几大系统，他建立了一个系统。他书中的有些情节我还历历在目。我在长途车上给人讲，听的人都很兴奋，说，老郑你哪儿读的这些东西？我读过《阿里斯托芬喜剧集》，谁知道他？别客气啊，博学是一种光荣。他是古希腊的戏剧家。这本书我没读完，没读完被人偷走了。这书我也是偷来的，但我不是偷私人的东西，我是从“破四旧”柜子里偷来的。《鲁迅全集》，我零零碎碎地好像基本上看全了，翻译的除外。我读过好多卷普列汉诺夫选集，雨果的小说还有杰克·伦敦的小说，我大多数都读过。
我认为读书要读得好，凭两点。，我要问一个同行真实的态度其实不太容易。这人要非常坦率，我才能问出他真实的态度来。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是一个社会学系教授，十几个系的同学选这个课，社会学系选的人是零。如果社会学系的同学来了，我不信他不爱听这个课。问题是你们的兴趣和选择为什么这么窄？
现在在整个社会科学界，能讨论生物学著作的朋友也没有几个，但凡是能讨论的人都是发烧友。比如说我自己，没有想到到这个年龄了，能有这么一个狂热的读书期，一本一本，手不释卷。这不是工作，这是游戏。非常之兴奋，我阅读的结果是，认定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有生物学这么大的创造力。不是指基因工程，是指思想上的创造力。不然我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追踪人家，追着人家屁股走。他们思想的创造力，他们洞悉行为、洞悉生命、洞悉社会的力量太厉害了。那门课里给同学们说了很多很多本书，给他们的作业就是两本书评。很多人在书评中说，多年没有读过这么好的书了。这在我意料之中。随便给大家说一本书吧，《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在中国的销量是大概一两万册吧，在美国上了百万册了。在美国的学术界，这本书名声太大了。关键是这本书太迷人了。
四、主客观的结合
读书，你当然要力争正确理解，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同一本书，特别是有深度的书，大家的理解一定是不同的。其实在读的时候，你要争取的是两个收获：一个是努力把握作者思想的框架，作者核心的观点；另一方面你要产生自己的心得。一个客观，一个主观。误读在所难免，何况你说你没有误读，那别的读者怎么跟你的理解不一样呢？要么你们俩有一个误读了，要么你们俩说的那事，作者没有完全说出来，是你们的推论，推论得不一样。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可贵的。误读也不要紧，所以有一句话叫创造性误读嘛。如果一本好书拥有了亿万读者，这些读者都能把它背下来，那我们的文明就不能推进了。一个好的著作最大的成果就是，它问世后，引起了纷繁的争论，在它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很多新的东西。有反驳的，也有支持的。那么这书的影响就是最大的了。在主客观结合这里，我要重申的一点就是，要遵循主观的兴趣去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你的生长只有以你的兴趣为基础，没有第二个基础，以第二种东西为基础的生长注定是没有太大生命力的。所以读书的时候，一个是理解它的东西，一个是产生心得。
五、两种笔记
学院派读书和非学院派读书的一大差别就是，要做笔记，要有自己的学术档案。这笔记怎么做？笔记基本上就记两个东西，第一个是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关于它的一些核心观点的索引，你做这个东西是给自己做，别人看不懂不要紧，以后这本书可以远离你，但是你的笔记总在你身边。你看到自己的笔记，大概就可以把握那本书。有的时候笔记是带页码的，那观点在哪里，把那书拿来就能翻到，引用时方便。第二个是你的心得。上这门课的时候，教学秘书让我给同学们开一些参考书。我基本没开，我说这门课听听就行了，但多少还是要开一点。这里就说一本，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建议在座的每一个人读一遍这本书的附录。原书挺好的，但原书看得挺费劲的，可以不读。这本书的附录叫作《治学之道》。米尔斯是美国社会学家里面的一个天才，但英年早逝，要不然的话，会给我们社会学领域增加很多财富的。这个人是异类，到古巴见卡斯特罗。鄙人也是异端，特别喜欢异端的学说，觉得异端像罂粟一样美丽。那本书里头，米尔斯告诉我们，读书要做笔记，建立自己的学术档案。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学问做得稀里糊涂的。以前是不怎么记笔记的人，上课从来不记笔记，是因为记不下来。我们刚念大学的时候，好多人忠实记笔记。很多女孩可以一字不落记下来，真厉害。我记不下来。我很主观，老爱走神。如果你讲得不怎么好，我就走神了，记笔记是个苦役。我读书原来也是不记笔记，书中精彩的地方画一个杠，如此而已。后来，看米尔斯的东西才知道要记笔记。早年读了那么多，都没记，耽误大了，后来我就开始记。你看，上学期我讲的“消费社会学”，这是我备课时读的45本书的笔记。你们有电脑了，一定要用电脑记笔记，不要用手写。为什么呢？因为电脑可以清楚地打印出来，比较密集，电脑的一页有两千多字，手写呢一千字都没有。这样你看得快，复习的时候浏览一下笔记就行了。所以大家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记笔记。笔记是给自己记的，记得非常浓缩，帮你记忆，帮你寻找。
不记绝对不行。我去年眼睛坏了，不能用电脑，勉强能看书，看了几本书就没记笔记。过后写东西，想引用一个观点，无论如何找不着出处了。所以说，不要太自信，到时候你会记不清的。当然还要记心得。可是我这个人不记心得。我不记心得不是说我这个人比较客观，光记作者的想法。我是有选择地记作者的想法。我记作者的想法往往是我非常赞同的想法、观点；要不然就是我非常讨厌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很有深度，不好反驳。所以我这个笔记实际上是很主观的。可是我不记心得。不记心得不是好事，不值得学习，我最钟情于他这些观点，我就记下来。记笔记跟读书一样，你不热爱它，就会忘记它。看书要看你热爱的，记笔记要记住你最钟爱的观点，你是由此发育的。一个人跟一个人为什么想法不一样？一个人跟一个人做学问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爱好就不一样，我们的爱好不可能完全一致，就像我们的相貌不可能完全一样。你的兴趣是你发育的基础，你只能从这里发育，没有第二个基础。
米尔斯告诉我们，要记两种笔记，一种是读书笔记，一种是观察生活的笔记。就是你从生活当中产生的一些感悟，发现的一些道理，你就把它记下来。这二者还有一个互相的印证。有过社会经历的人读社会科学，要比没有社会经历的人对书本的理解更深刻。因为他有生活经历去支撑他，他有生活的感受。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遵循米尔斯的教导，做两个笔记。一个是你生活中的感悟的笔记，我下节课还要讲我们怎么思考。还有一个就是读书的笔记。两个笔记互相印证，能促使你思想水平不断提高。
最后一点，读书以后要多和同学交流，多讲，多向同学卖弄你的学问，卖弄你读的书。能找到一群廉价的听众，是幸运的，讲完之后你记得深刻，记得清楚。不是你一个人占了便宜，他听你讲也受启发，有时候你也要当听众的。要珍惜校园生活里同龄的优秀青年的云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换一个地方的话，就不行了。讲也没人爱听，没有听众了。这里面因为密集嘛，所以有最廉价的听众。你自己有时候也是廉价的听众。要多交流，要多讲，要相互卖弄学问。卖弄也是一种刺激，增加学习的动力。别人老卖，你总没的卖，不是没面子吗？于是你也要卖一卖，要卖一卖就得读书。这是一种良性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