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的立身处世之道
【原文】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
【大意】说话一定要讲信用，做事一定要果断，要使讲话和做事一致，就如同使符节相合一样毫无间隙，不要只说不做。
墨子针对当时社会纷乱、国家之间互相攻伐的局面，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反对“交相恶”，并一再强调应“以兼易别”，兼，就是相爱，别，就是相恶。墨子倡导人们以相爱来取代相恶，认为厌恶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厌恶他，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人，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他。
在《兼爱下》篇，墨子反复论证了“以兼易别”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他在列举了许多种情况后指出，有些人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兼”（相爱），认为“兼”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让他来选择是把亲人托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还是托付给主张“别”（相恶）的人，那么他肯定会选择前者。在这里，墨子严厉批判了这些言行不合的人，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言必信，行必果”、“无言而不行也”，而这些嘴上主张“别”（相恶）的人，实际上心里也是希望别人能“兼相爱”的。通过这种对比揭露，墨子进一步提出“兼相爱”是可以行得通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这句名言在《墨子·兼爱下》篇中主要是用来证明其“兼爱”理论的可行性，用的是这句话的本来意义。在今天，这句名言的意义没有什么变化，仍是指人们为人处世要言行合一，这是对人们最基本的要求，人们都应该把“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合一”作为一条人生准则来要求自己，完善自己。
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十分注重讲信用，守信义。清代顾炎武曾赋诗言志：“生来一诺比黄金，哪肯风尘负此心。”这表达了自己坚守信用的处世态度和内在品格。中国人历来把守信作为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品质，言必行，行必果。中国古人有言：“君子以诚信为本，小人以趋利为务。”可见，处世之本，在于诚信。为人处世决不能见利忘义，不讲信用。
做人最根本的一条是诚信。一个人如果时时、处处、事事讲信用，那么他的事业将会走向成功，人生将会亮丽多姿。
诚信乃做人之本，这是多少成功人士恪守的人生准则。人生向上的基础是诚、敬、信、行。诚是构成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也是中国伦理哲学的标志。诚是率真心、真情感，诚是择善固执，诚是用理智抉择真理、以达到不疑之地。不疑才能断惑，所谓“不诚无物”就是这个道理。而“信”则是指智信，不是迷信、轻信，这种信依赖智慧的抉择，达到不疑，并且坚定地践行。
为人处世，信守诺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受欢迎的人，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特点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任何时候都有守信、遵约的美德。
东汉时，汝南郡的张劭和山阳郡的范式同在京城洛阳读书。学业结束，他们分别的时候，张劭站在路口，望着天空的大雁说：“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见面……”说着，流下泪来。范式拉着张劭的手，劝解道：“兄弟，不要伤悲。两年后的秋天，我一定去你家拜望你的家人，同你聚会。”
落叶萧萧，篱菊怒放，这正是两年后的秋天。张劭突然听见天空一声雁叫，牵动了情思，不由自言自语地说：“他快来了。”说完赶紧回到屋里，对母亲说：“母亲，刚才我听见天空雁叫，范式快来了，我们准备准备吧！”“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一千多里路，范式怎会来呢？”母亲不相信，摇头叹息：“一千多里路啊！”张劭说：“范式为人正直、诚恳、极守信用，不会不来。”母亲只好说：“好好，他会来，我去备点酒。”其实，老人并不相信，只是怕儿子伤心，宽慰宽慰儿子而已。
约定的日期到了，范式果然风尘仆仆地赶来了。旧友重逢，亲热异常。母亲激动地站在一旁直抹眼泪，感叹地说：“天下真有这么讲信用的朋友！”范式重信守诺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
在现实生活中讲信用、守信义，是立身处世之道，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它既体现了对人的尊敬，也表现了对己的尊重。但是，我们反对那种“言过其实”的许诺，也反对使人容易“寡信”的“轻诺”；我们更反对“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丑行！
天下没有一种广告能比诚实不欺、言行可靠的美誉更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好感。诚信之人一时可能会丢掉芝麻，但最终他会拾得西瓜。
“无言而不行也”，不要只说不做。在社会交往中，如果真能主动帮助朋友办点事，这种精神当然是可贵的。但是，办事要量力而行，说话要注意掌握分寸。因为，诺言能否兑现不仅有个自己努力程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客观条件的因素。有些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办到的事，后来由于客观条件起了变化，一时办不到，这种情况是有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朋友面前，不要轻率地许诺。有的事，明知办不到，就应向朋友说清楚，要相信朋友是通情达理的，是会原谅的，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在朋友面前逞能，轻率许诺。否则，不但得不到友谊和信任，而且反而会失去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