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作为江苏省会的镇江又成立了省会各界民众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提出了包括对日绝交，召回驻日公使，武力收复失地在内的六项主张。
两天后的12月15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少帅也宣布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之职。
随着蒋介石的“下野”与少帅的“辞职”，“北上抗日”之事终于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鲍恩琰之死的余波，至此也暂时平息了下来。
只是九一八的余波尚未散去，1932年的春节还未到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已从遥远的松花江畔来到了毗邻国都南京咫尺之遥的苏州河畔。
1932年的公历新年刚过，日本国内就爆出一个“大瓜”。
1月8日，朝鲜义士李泰昌为报国仇家恨，在东京的樱田门外狙击日本昭和天皇，身为天皇的裕仁命大未死，一时间世界舆论哗然。
此时，因为918事件而与日本对立的中国人民对朝鲜义士的行为表示了偏肯定的态度。
上海《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为标题作了报道。旋即被日方以“对天皇不敬”为由进行抗议，要求上海市长谢罪，关闭《民国日报》并压制上海市民的爱国运动。
中日局势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之后在1月18日又出现了日本僧人向三友实业社总厂故意挑衅，与厂内工人义勇军发生了冲突。
混乱之中，一名日本僧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旋即宣称此次事件为中国人的工人义勇军所为，随意打杀日本国僧侣，炮制所谓的“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的浪人趁夜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杀两名前来救火的华人巡捕。
当日下午，日本侨民千余人开始游行并袭击中国人的商店、商铺。
1月21日，日军第十五舰队陆战队登陆吴淞口，舰船二十余艘，兵力四千余人陈兵上海，大战一触即发。
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顿时让上海取代东北三省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也让这座“东方巴黎”坐在了火药桶上。
1月26日，日军向上海市长下“最后通牒”：要求市长向日方谢罪，并取缔和解释上海抗日救国会等一切抗日组织，限28日下午6时以前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上海市长在蒋介石、汪精卫的指示下，在28日下午表示全部接受日军无理要求，当即封闭了抗日救国会。
但日军旋即又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
28日晚11点，日军不宣而战，向驻守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攻击。
蔡廷锴将军带领的第十九路军毫不示弱，奋起反击。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距离日军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仅仅过去132天。
根据后来的史料记载，“日僧事件”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吉田隆中与女间谍川岛芳子联手策划的蓄意挑衅事件。
川岛芳子令日僧前往三友实业社挑衅，再让流氓混在工人中打死打伤日僧，后指示浪人焚烧三友实业社激化矛盾，升级事态。
日军的真正目的是制造事端吸引国际观瞻，为建立伪满洲国，全吞东北三省争取时间。
所以，无论上海市政府如何表态，“一·二八”事变都一定会爆发。
只是这些历史，都是后人才知道的。
那些身处历史时刻中的人民，对此一无所知。
在江南的倒春寒中，陈天民与哥哥陈天和乘坐一列向上海运送物资的火车，缓缓进入了这座战火连天的城市。
与他们挤在那节车厢逼仄空间里的是镇江人民手工缝制的，给十九路军构筑街头防御工事的一万多条麻袋，以及包括林岳龙等人在内的数十名镇江义勇救护队的青年。
火车距离上海越来越近，已经能清晰地听到车外从闸北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
手里握着怀表的陈天民看了看车窗外闸北灰蒙蒙的天空，自言自语道。
“上海，闸北，我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