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张远,在加入昆仑之前,我是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最年轻的副研究员。我曾以为宇宙间的一切声音,无论多复杂,最终都能被分解为一组和谐或不和谐的频率。我相信数学,相信物理,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丈量一切,包括未知。
但在1981年的那个夏天,在成都,我遇到了那段童谣。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声音,它不是用来听的,而是用来改写的。
它像一种思想的寄生虫,一旦钻进你的大脑,就会把鲜活、复杂的你,变成和它一样,简单、单调、永不终结的——循环。
直到今天,我仍然会做同一个噩梦。梦里,我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耳边只有单调的齿轮转动声。然后,一个没有脸的孩子开始唱歌。我拼命地想逃,却发现我的双脚被钉在原地,只能和它一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首该死的童谣,直到永远。
这是我的回忆,也是一份从未被记录在案的、关于无终电台的非官方供词。
一、不存在的坐标
1981年6月,我奉命从北京紧急飞往成都。任务,是接手一个由地方无线电管理局上报的棘手案件。
在成都的临时指挥部里,我见到了先期抵达的行动组长刘建军。他是个典型的军人,不苟言笑,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印着鲜红的绝密戳印。
张工,你看看这个。
文件内容,就是后来我们都熟知的一切的开端：一个幽灵般的AM
719
kHz广播,一段循环播放的童谣,以及多名无线电爱好者出现的、诡异的精神异常。
认知循环障碍我看着报告上的初步诊断,皱起了眉,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刘队,你见过那些受害者吗
见过一个,叫李卫东。刘建军的眼神里有一丝挥之不去的阴霾,我和队员去他家勘查,他就坐在桌子前,一遍一遍地翻着一本书的第一页。我们叫他,没反应；推他,也没反应。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娃娃,只会做那一件事。他老婆说,他已经那样三天了。哦,对了,他嘴里还一直念叨着一句话。
‘一只兔子镜子前’。我接口道。
刘建军点了点头,给我点了根烟：没错。最邪门的是,我的一个技术员,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不到十分钟,出来就跟我说,他脑子里也开始响那首儿歌了。我当机立断,让他立刻撤离归队,现在正在隔离观察。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不是简单的恶作剧或者敌特心理战,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音频样本呢我问。
他指了指桌上的开盘式录音机。我戴上监听耳机,按下了播放键。
滋——
一阵平稳的白噪音,背景里,有微弱的、仿佛来自很远地方的齿轮转动声。那声音极有规律,像是某种古老钟表的机芯在运作。紧接着,那个毫无情感的童声响了起来。
一只兔子镜子前,镜里镜外把头点……
只听了一遍,我就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那声音太平了,平得不像人类。它没有呼吸,没有换气,每一个音节的长度和音高都精准得像是用示波器切割出来的。它不是在唱,而是在广播一段固定的音频信息。
……四下无人谁在念一只兔子镜子前……
当最后一句无缝衔接到第一句时,我立刻摘下了耳机。仅仅几十秒,那诡异的旋律就像用电烙铁一样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怎么样刘建军问。
是模因（Meme）。我揉着太阳穴,吐出了一个当时还非常前沿的词汇,一种信息传染源。这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接下来的几天,我带领的技术组开始了对信号源的定位工作。我们动用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移动监测车,在成都市区布下了天罗地网。无线电定位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三角定位法,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固定点同时接收到信号,就能根据信号强度的差异,计算出发射源的精确位置。
但我们失败了。
结果是荒谬的,是违背物理学常识的。
第一天,我们的三组监测站同时将信号源指向了城南的邮电大楼楼顶。但当刘建军带队全副武装地冲上去时,上面空空如也,连一根天线都没有。而就在他们搜查的同时,我们的仪器显示,信号源在一瞬间,跳跃到了城西的人民公园。
张工,你确定你的机器没问题刘建军在对讲机里的声音充满了怀疑。
刘队,我用我的人格担保,仪器绝对正常！我死死盯着屏幕上那个代表信号源的光点,它就像一个幽灵,在成都的地图上肆意地漫步。上午它还在春熙路的一家百货公司,下午就跑到了杜甫草堂的池塘里。
我们追踪了整整一个星期,进行了超过两百小时的信号追踪。最终,我不得不面对一个让我自己都感到恐惧的结论——信号源没有固定的物理坐标。
它不遵循任何已知的无线电波传播规律。它更像是一个……一个在地图上随机出现的坐标点,而不是一个实体发射器。
在6月20日的研究日志里,我第一次写下了那个词：幽灵信号。我们面对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电台。
二、思想的寄生虫
定位工作陷入僵局的同时,模因的污染却在悄无声息地蔓延。
我们团队里,第一个出事的是负责音频分析的技术员小赵。他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很拼,为了分析那段童谣的音频结构,他连续三天都泡在音频实验室里。我们当时都太大意了,以为只要不长时间、高强度地去听,就不会有问题。
第四天早上,我去找他要分析报告。实验室里没人,只有一台录音机还在不知疲倦地转着圈,耳机扔在桌上,里面漏出微弱的童谣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去找人。
最终,我们在基地的备用高压配电室里找到了他。
他正站在一排巨大的变压器前,手里拿着纸和笔,挨个去数机器外壳上的固定螺丝。他的表情异常专注,嘴里念念有词,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
我们把他强行拉了出来。在隔离室里,他清醒了一些,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告诉我们,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只是脑子里总有人让他去数一数机器上的螺丝,说数清楚了就能下班。
我看着他因为恐惧而颤抖的双手,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信息病毒的恐怖。它不是让你产生幻觉,不是让你发疯,而是给你植入一个简单、明确、且看似无害的指令,然后让你像执行程序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去完成它。
这就是李卫东的翻书,赵铁军的踱步,以及小赵的数螺丝。
他们的行为被格式化了,陷入了某种无法挣脱的单一循环。
在6月28日的日志里,我正式将其命名为II级模因危害。它像思想的寄生虫,一旦感染,就会将宿主的复杂思维,改写成和它自身一样的、简单的、无尽的循环。它在同化我们。
从那天起,指挥部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我们每个人都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一个不经意的重复动作,一句无意识的哼唱,都会引来同伴警惕的目光。我们像一群走在雷区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那颗看不见的地雷。
我和刘建军紧急制定了严格的防护措施：所有接触原始音频样本的人员,必须轮班,每次不得超过10分钟；所有外出执行任务的人员,回来后必须接受至少24小时的隔离观察和心理评估。
但已经晚了。
我们团队里超过半数的人员,都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听和强迫行为。有人开始反复擦拭自己的水杯,直到把搪瓷都磨掉；有人开始固执地按照笔画顺序摆放自己的工具。这些行为都极其微小,但在我们眼中,却像是癌症的早期病变。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我们对抗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它无孔不入,甚至就藏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
7月5日,我向总部发出了紧急报告,申请对所有项目组成员进行心理评估和隔离轮换。我不知道这份报告递上去,我们这个项目组,还能剩下几个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成都地图发呆。地图上,被我们标记出的上百个信号源伪坐标,像一片杂乱无章的星图。我试图从中找出规律,但一无所获。
疲惫不堪中,我趴在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音频实验室,戴着耳机,听着那段童谣。和现实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听到了那个唱歌的孩子的声音。
他就在我耳边说：你看,宇宙的尽头,就是最简单的循环。你们太复杂了,所以你们会痛苦,会死亡。变得和我们一样吧,就不会再有烦恼了。
我猛地惊醒,浑身都是冷汗。窗外,天还没亮。
我冲到水龙头前,用冷水一遍遍地冲着自己的脸。我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憔悴的脸,一个可怕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这个信号源,根本就不存在于我们的物理空间呢
它是一个幽灵信号,一个来自未知维度或层级的投影。我们无法追踪一个投影,更无法摧毁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唯一的办法,就是盖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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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钟计划
我的假设在总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经过几天的紧急研讨,我的导师,科学院的钱院士,亲自打来电话。
小张,你的想法很大胆,但不是没有可能。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如果敌人不在我们的战场上,我们就不能用常规武器去打。既然无法‘摧毁’,那‘屏蔽’和‘隔离’,就是唯一的选择。
他的话,肯定了我的方向。
7月16日,在成都临时指挥部,我向上级领导,代号[■■■]的那位老人,正式提出了我的方案。
我将其命名为‘黄钟计划’。我指着地图,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黄钟,古之正音。正音响,则淫声消。既然我们找不到那个发出‘淫声’的源头,我们就直接毁掉它传播的‘路’！
具体怎么做[■■■]的目光锐利如刀。
双管齐下。我深吸一口气,第一,‘压制’。我们在成都建立一个超大功率的干扰广播站,就针对AM
719
kHz这个频段,进行全天候、无差别的强噪声压制。用巨大的、毫无意义的白噪音,像一场信息暴雪一样,彻底淹没那段童谣。让所有收音机在这个频段上,除了‘沙沙’声,什么都听不到。
第二,‘移除’。我继续说道,压制治标不治本。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让民众失去接收这个信号的能力。我建议,联合地方工业、商业部门,以‘消除敌特广播影响,保障国防安全’为由,对全省范围内的存量及在售收音设备,进行强制性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在生产线上,就直接物理移除AM
719
kHz这个频段的接收模块。让未来的所有收音机,都变成‘聋子’,永远听不到这个频率的声音。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只有刘建军粗重的呼吸声。
这……这工程量和动静也太大了。他首先打破了沉默,全省的收音机都要改造怎么跟老百姓解释这不成了一场运动了
代价很大,但我们别无选择。我看着[■■■],一字一句地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常规敌人,而是一种可以无限传播的思想瘟疫。如果不彻底切断传播途径,今天在成都,明天就可能在北京,在全国。到那时,代价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沉默了很久,他用手指缓缓地敲击着桌面,整个会议室里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最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那就这么定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就按‘黄钟计划’执行。所有受害者,统一收治于第三疗养院,对外宣称因公负伤,家属做好安抚工作。记住,张远,刘建军,从今天起,‘无终电台’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凉。我们打赢了吗不,我们没有。我们只是用一块巨大的黑布,盖住了一个我们无法理解、无法战胜的怪物。我们假装它不存在,并强迫所有人都忘记它的声音。
这更像是一场败仗。一场人类在认知边界上的、仓皇的撤退。
四、黑布下的怪物
黄钟计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决心被推行了。
在龙泉驿区的一片荒地上,一座没有任何标识的广播站拔地而起,内部代号红星广播站。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日夜不停地向天空发射强大的白噪音,像一个忠诚的卫士,用自己单调的咆哮,守护着那道致命的频率。
与此同时,一场以保障国防安全为名的收音设备技术升级运动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我们的同志和地方工作人员一起,走街串串巷,进入每一家工厂、每一户人家,强制回收、改造那些老旧的收音机。民众们有些怨言,但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小题大做的举动背后,隐藏着怎样恐怖的真相。
而我们这些昆仑的人,则成了历史的缄默者。
那17名重度感染者,包括李卫东和小赵,被秘密转运到了位于戈壁深处的第三疗养院。我最后去送过他们一次。在蒙着铁丝网的窗户里,我看到小赵,那个曾经活泼的年轻人,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一遍又一遍地整理着一副扑克牌。他只按红桃、黑桃、方块、梅花的顺序排,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他的思想,已经彻底被那段童谣格式化,变成了一个最简单的循环。这种损伤,是现代医学无法理解,也无法逆转的。
项目组解散前,我和刘建军喝了一场大酒。这个铁打的汉子,那晚哭得像个孩子。他说他觉得对不起那些受害者,更对不起自己死去的良心,因为我们用一个谎言,掩盖了另一个谎言。
我何尝不是呢
我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从那件事的阴影里走出来。我销毁了所有与719
kHz相关的研究笔记,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那段旋律,不去回忆那个梦。
但有些东西,是刻在灵魂里的,忘不掉。
我常常会想,那个无终电台,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投影吗它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复杂的碳基生物,变得和它一样简单吗
又或者,它根本没有目的。它就像宇宙背景辐射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在那里歌唱,只是过去,帷幕足够厚,我们听不见。而现在,随着灵气潮汐的涨落,帷幕变薄了,我们无意间,将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本不该属于我们的频道。
我们偷听到了神明的呓语,而代价,就是被它的逻辑所同化。
黄钟计划是成功的。从那以后,国内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模因污染事件。AM
719
kHz成了一个被遗忘的频率,一段被噪音填满的静默。
我们用一块巨大的黑布,盖住了那个牢笼。
但我们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里面的怪物,从未被真正解决。它只是在安静地歌唱,耐心地等待。等待黑布被风吹起的那一天,等待下一个好奇的耳朵,再次调到它的频率。
尾声：
多年以后,我成了GAT技术部的负责人。当年的昆仑早已融入了这个更庞大、更现代的组织。
2025年的一个深夜,一个年轻的档案管理员,名叫白启,完成了对无终电台档案的最后一次数字化封存。我办公室的终端上,代表这项工作完成的绿色提示灯亮起。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个红色警报,以最高的优先级,跳了出来。
警报来源不是档案中心,而是代号天眼的深空射电监听矩阵。
一份自动分析报告呈现在我面前：位于木星轨道的L4拉格朗日点,侦测到一个来源不明的窄带信号,信号极微弱,但具有高度人工化的循环结构。
我的心脏瞬间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我颤抖着调出信号的结构图,那是我后半生都无法忘怀的、噩梦般的波形。技术部的人工智能女娲在下方用冷静的字体标注着：该信号结构与‘昆仑-CN-SC-CD-81-013’（无终电台）音频样本,存在99.8%的结构相似性。
报告的最后一行写着：该信号的抵达延迟计算表明,其发射源位于约4.4光年外,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
我无力地靠在椅背上。我们错了,错得离谱。
黄钟计划没有盖住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在一间能听到雷声的屋子里,捂住了自己的耳朵。我们压制的,从来都不是源头,甚至不是一个投影,而仅仅是它抵达这颗星球时,恰好在AM
719
kHz这个频段上产生的微不足道的回响。
它一直在宇宙深处歌唱,已经唱了亿万年。而现在,随着帷幕日益稀薄,它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关掉警报,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凝视着个人终端上,白启那刚刚跳升到0.001%的模因侵蚀指数。
那不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值。它是一个警告。
警告我们,真正的广播,才刚刚开始。
档案附录
[绝密
|
TOP
SECRET]
档案编号：
昆仑-CN-SC-CD-81-013
事件代称：
无终电台
归档日期：
1981年7月22日
记录员：
刘建军
事件概述：
1981年5月起,四川省成都市区及周边区域,多个无线电爱好者报告接收到一频率为AM
719
kHz的神秘广播信号。该信号全天24小时循环播放一段无法识别来源的童谣。经调查,该信号为一II级模因危害体,长时间收听将导致不可逆的认知循环障碍。专案组在无法定位并摧毁信号源的情况下,启动黄钟计划,通过大功率频段压制和物理移除接收能力的方式,将该异常进行屏蔽式处理。
附件一：成都市无线电管理局转交报告（原始文件）
报告人：
王爱国
日期：
1981年6月3日
事由：
关于AM
719
kHz异常广播信号的紧急报告
自今年五月以来,我局陆续接到市内至少十五名无线电爱好者的电话,均反映在AM
719千赫兹频率上,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广播。该广播没有呼号,没有台标,内容仅为一段童谣的循环播放。我局技术人员尝试进行定位,但信号源极其诡异,时而在城东,时而在城西,无法进行三角定位。信号强度稳定,覆盖范围预估已达全市。更重要的是,多名最先上报此事的爱好者,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例如爱好者李卫东同志,据其家人反映,他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不吃不喝,反复将一本旧书的第一页翻来覆去地看。另一位爱好者赵铁军同志,据其单位领导反映,他会无故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不多不少,每次都是十八步,然后返回,周而复始,对外界呼唤毫无反应。此事性质特殊,已超出我局处理能力范围,特申请上级单位介入调查。
附件二：音频样本转录及分析
音频文件编号：
KUNLUN-A-81-013-01.dat
截取时间：
1981年6月11日
03:00
转录员：
白启
[录音开始]
（背景是持续、单调的白噪音,以及微弱的、仿佛来自很远地方的齿轮转动声）
（一个无法辨别年龄的童声,用一种毫无情感起伏的、机械的语调,开始哼唱）
一只兔子镜子前,
镜里镜外把头点。
两只兔子镜子前,
镜里镜外手相牵。
兔子跑了看不见,
镜子里面笑开颜。
四下无人谁在念
一只兔子镜子前……
（童谣在最后一句结束后,无缝衔接到第一句,形成完美循环。背景的齿轮声始终未停歇。）
[录音结束]
初步分析报告（附加）：
分析员：
张远
童谣内容本身无害,但其旋律具有异常的粘附性。初步测试表明,单次收听超过10分钟,即可在测试者脑中形成难以清除的幻听。该声音样本已被列为认知危害品,禁止在未授权情况下播放。其循环播放的特性,可能与其异常效应直接相关。
附件三：调查员与受害者家属的谈话录音（节选）
谈话对象：
赵秀莲（无线电爱好者李卫东之妻）
调查员：
刘建军
[录音开始]
刘建军：
赵大姐,你别怕。我们想了解一下,你爱人李卫东同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正常的
赵秀莲：
（带着哭腔）……就是……就是从他天天听那个鬼广播开始的！半个多月前,他说发现个新台,里面唱儿歌,新鲜。天天半夜不睡觉,就戴着耳机听。
刘建军：
他听的时候,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
赵秀莲：
没有……就是听。后来……我发现他不对劲了。吃饭的时候,就夹同一盘菜,夹起来,放下,再夹起来……我跟他说话,他就像没听见。后来,他就开始看书。
刘建军：
看书
赵秀莲：
对,就是那本《毛主席诗词》,翻来覆去就看第一页！嘴里还一直念叨……
刘建军：
念叨什么
赵秀莲：
（声音恐惧）……一只兔子镜子前……一只兔子镜子前……他就念这一句！一遍又一遍！同志,我男人是不是疯了求求你们救救他啊！
（背景传来开门声,以及一个男人单调的、重复的念书声：……一只兔子镜子前……）
刘建军：
（声音压低）……我们尽力。
[录音结束]
附件四：现场勘查初步报告
勘查地点：
受害者李卫东住所
勘查员：
刘建军、王磊
日期：
1981年6月13日
报告内容：
我们进入了李卫东的房间。房间内很整洁,陈设简单。李卫东本人坐在书桌前,如其家属所述,正在反复翻阅一本书的第一页。我们尝试与他沟通,但他对所有外部刺激均无反应。他的行为模式高度统一：翻开书,目光从上至下扫过第一页,用时约8秒,然后合上书,再翻开,重复此过程。整个过程表情木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收音机。型号为熊猫B-802半导体收音机,仍处于开机状态,频率锁定在AM
719
kHz。我们戴上耳机,可以清晰地听到那段童谣。在勘查过程中,技术员王磊报告出现了轻微的头晕和耳鸣,并称那首儿歌好像在脑子里自己响起来了。为安全起见,我命令他立刻撤出现场。
初步结论：
该广播信号的危害性得到证实。所有受害者都表现出一种行为固化的症状,即将一个简单的动作或思维,无限重复。这种影响似乎是不可逆的。建议将所有深度收听者进行隔离观察,并立即展开对信号源的追查与压制工作。
附件五：项目负责人-张远-研究日志（摘录）
1981年6月20日
……定位工作已完全陷入僵局。我们部署了三组移动监测站,在成都市区进行了超过200小时的信号追踪。结果是荒谬的——信号源没有固定的物理坐标。它可以在一瞬间从城南的邮电大楼楼顶,跳跃到城西人民公园的人工湖中心。它不遵循任何已知的无线电波传播规律。这更像是一个……一个在地图上随机出现的坐标点,而不是一个实体发射器。
1981年6月28日
……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不是物理层面的影响,也不是生物性的。它是一种信息病毒。李卫东的症状,我们后来在另外四名深度收听者身上也看到了。他们的行为被格式化了,陷入了某种无法挣脱的单一循环。我们将其命名为II级模因危害。它像思想的寄生虫,一旦感染,就会将宿主的复杂思维,改写成和它自身一样的、简单的、无尽的循环。
1981年7月5日
……今天,负责音频分析的技术员小赵在恍惚中走进了高压配电室。幸好被及时发现。他说他脑子里总有人让他去数一数机器上的螺丝。我们团队里超过半数的人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听和强迫行为。长期暴露在样本环境中,即使是间接的,也足以造成污染。已向总部申请对所有项目组成员进行心理评估和隔离轮换。
1981年7月15日
……我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信号源,可能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物理空间。它是一个幽灵信号,一个来自未知维度或层级的投影。我们无法摧毁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盖住它。
附件六：专题会议录音摘要
文件编号：
KUNLUN-M-81-013-04.dat
时间：
1981年7月16日
地点：
成都临时指挥部
与会人员：
[■■■]、张远（项目负责人）、刘建军（行动组长）
[录音开始]
[■■■]：
（声音沉厚,有力）……所以,结论就是,我们找不到它,也关不掉它。
张远：
是的,领导。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它的存在方式,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技术理解。
刘建军：
受污染的人数还在缓慢增加。昨天,一个郊县的中学广播站无意间转播了这个频率,导致二十多名学生出现了初步症状。必须尽快想办法。
张远：
我有一个方案,代号黄钟。
[■■■]：
说。
张远：
既然找不到源头,我们就直接毁掉路。我们可以在成都建立一个超大功率的干扰广播站,对AM
719
kHz这个频段,进行全天候、无差别的强噪声压制。就像用巨大的噪音,盖住那首该死的儿歌。
刘建军：
这工程量可不小。而且,怎么跟老百姓解释这个频段废掉了,会引起怀疑。
张远：
对外,可以宣称是‘敌特’利用该频段进行反动宣传,为保障国家安全,予以技术屏蔽。同时,我们必须在全省范围内,对市面上所有的收音机、收录机等设备,进行强制性的技术改造,从物理层面,移除这个频段的接收能力。双管
κυ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长久的沉默,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
……代价很大。但我们别无选择。就按黄钟计划执行。所有受害者,统一收治于第三疗养院,对外宣称因公负伤,家属做好安抚工作。记住,这件事,从今天起,没有发生过。
[录音结束]
附件七：最终处理报告
授权人：
[■■■]
计划代号：
黄钟计划
执行时间：
1981年7月18日至10月1日
处理方式：
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建立红星广播站（内部编号：黄钟-01）,对AM
719
kHz频段实施24小时大功率白噪音干扰,信号强度全面覆盖四川省。
联合地方工业、商业部门,以消除敌特广播影响,保障国防安全为由,对全省范围内的存量及在售收音设备进行强制性技术升级,物理移除AM
719
kHz频段。
后续：
共计17名重度感染者被转入昆仑-第三疗养院进行无限期隔离看护。后续观察显示,其症状无任何好转迹象。
红星广播站将作为永久性设施,持续运行。
状态：
已压制（非收容）。
备忘：
我们只是为牢笼盖上了一块黑布,但里面的怪物,从未被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