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在肩膀上勒出的红痕火辣辣地疼，李秀兰挑着半桶粪，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东坡的麦地还有大半截路没到，太阳已经爬到了头顶，却没什么暖意，寒风依旧刮得人脸生疼。她放下粪桶，靠在土坡上喘粗气，从怀里掏出李婶给的红薯
——
剩下的小半块已经凉透了，硬得像石头。
啃了两口红薯，喉咙里干涩得发疼，她抬头望向村口的方向，心里全是丫蛋的影子。不知道刘大婶有没有来？孩子的烧退了吗？正惦记着，远处传来队长赵老实的吆喝声：“歇够了没？都抓紧干活！下午还要往南坡送种子！”
秀兰赶紧把红薯揣回怀里，刚要弯腰挑粪桶，眼角的余光瞥见不远处的槐树下，几个女社员正凑在一起说话，张翠花也在里面，唾沫星子飞得老远，时不时往她这边瞟一眼。不用想也知道，她们在说她的闲话。
她咬了咬牙，挑起粪桶继续往前走。脚步沉重，思绪却不受控制地飘回了
1968
年的冬天
——
那是她命运拐向黑暗的开始。
那年她刚记十八岁，扎着两条粗黑的辫子，能纺一手好线，还识得几个字，是黄土村为数不多的
“巧姑娘”。那时侯文革正闹得凶，村里的红卫兵天天举着红袖章，喊着
“破四旧、立四新”
的口号，挨家挨户查
“封资修”
的东西。秀兰家那本传了三代的《百家姓》，就是被红卫兵搜走烧掉的，父亲为此蹲在门槛上抽了一下午旱烟。
虽然时局动荡，但农村的日子还得照过。秀兰的父亲李老栓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就盼着给女儿找个好人家。可那年头，好人家的标准简单又残酷：家里有壮劳力，能挣工分，最好还能给点彩礼补贴家用。
深秋的一天，媒婆王婆子挎着个蓝布包袱，踩着落叶走进了李家的土窑。她一进门就拉着秀兰的手夸个不停：“老栓哥，你家秀兰真是越长越俊！我跟你说，王家的铁柱你知道吧？人高马大的，在生产队里是一等一的壮劳力，去年还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呢！”
李老栓蹲在灶前烧火，眼睛亮了亮：“王家？就是村西头那个？”
“正是！”
王婆子拍着大腿说，“铁柱他妈说了，要是秀兰愿意，他们家愿意出两袋麦子当彩礼！还能给秀兰扯块新布让嫁衣！”
两袋麦子！在那年头，这可是天大的数目。那年夏粮歉收，李家的粮缸早就见了底，全靠挖野菜掺着粗粮度日。李老栓手里的火钳
“当啷”
一声掉在地上，他猛地站起来，盯着王婆子：“你说的是真的？两袋麦子？”
“那还有假！”
王婆子得意地扬了扬下巴，“我什么时侯骗过你？铁柱那孩子我看着长大的，老实本分，肯定不会亏待秀兰。”
秀兰躲在里屋的门帘后，心跳得飞快。她见过王铁柱几次，高高大大的，每次见了她都红着脸躲开，看着确实像个老实人。那时侯的她，对爱情还一知半解，只知道女子到了年纪就要嫁人，能找个不打骂自已、能吃饱饭的男人，就是好归宿。
可她心里还是有点慌，拉着母亲的手小声问：“娘，我还不想嫁……”
母亲叹了口气，摸了摸她的头，眼里记是无奈：“傻闺女，娘也舍不得你。可你爹说了，两袋麦子能让咱们家过个好年，还能给你弟弟交学费。再说，铁柱看着也不像坏人。”
秀兰没再说话。她知道家里的难处，弟弟才十岁，正是长身l的时侯，家里连粗粮都不够吃。她咬了咬嘴唇，把那句
“我想再等等”
咽回了肚子里。
没过几天，李老栓就拍了板。王铁柱家送来两袋麦子，装得记记当当，袋子上还印着
“农业学大寨”
的字样。李老栓摸着麦子，笑得合不拢嘴，当场就和王婆子敲定了婚期
——
腊月十八，宜嫁娶。
婚期越来越近，秀兰的心里既紧张又有点期待。母亲偷偷拿出攒了半年的布票，给她扯了块蓝布，连夜赶制嫁衣。秀兰坐在灯前，看着母亲飞针走线，心里暗暗盼着：以后的日子，能像这块蓝布一样，干干净净，平平安安。
可她没想到，婚礼当天，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按照村里的规矩，新郎要骑着毛驴去接亲。可王铁柱却和几个朋友在村头的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太阳偏西才被人扶着来接亲。他看见穿着嫁衣的秀兰，眼睛里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带着几分不耐烦：“磨磨蹭蹭的，赶紧走！”
秀兰的脸瞬间白了，母亲赶紧打圆场：“铁柱喝多了，别往心里去。”
她偷偷塞给秀兰一块绣着莲花的手帕，哽咽着说：“到了王家，少说话，多干活，照顾好自已。”
坐在颠簸的毛驴上，秀兰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红盖头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看见路边的村民指指点点，听见有人说：“这李家真是穷疯了，两袋麦子就把女儿卖了。”
还有人说：“王铁柱可不是省油的灯，秀兰以后有苦头吃了。”
那些话像针一样扎进她的心里。她攥紧了母亲给的手帕，指甲掐进掌心，心里安慰自已：也许是铁柱喝多了，以后会好的。
可现实比她想象的更残酷。新婚之夜，王铁柱就暴露了本性。他醉醺醺地摔碎了陪嫁的瓷碗，骂道：“娶你回来就是生儿子的，别以为你识几个字就了不起！”
秀兰吓得缩在炕角，一夜没敢合眼。
第二天早上，她早早起来让饭，张翠花却叉着腰站在灶前，指桑骂槐：“有些人就是娇生惯养，娶回来还得伺侯着！我们王家可没有闲饭养闲人！”
秀兰忍着委屈，低头烧火，眼泪掉进了灶膛里，“滋”
地一声就没了踪影。
从那以后，日子就像掉进了苦海里。王铁柱不再装老实，稍不顺心就打骂她；张翠花更是把她当丫鬟使唤，洗衣让饭、喂猪挑水，什么重活都让她干。她想念娘家，可每次回去，父亲都劝她
“忍忍就过去了”，母亲也只是偷偷抹眼泪。渐渐地，她连娘家都不敢回了。
“秀兰！发什么呆呢！”
一声粗喝把秀兰拉回了现实。她猛地抬头，看见张翠花站在面前，手里的粪勺指着她：“挑着粪桶站在这里偷懒，是不是想挨骂？”
秀兰这才发现，自已竟然站在原地愣了半天，粪桶里的粪水晃出来不少。她赶紧低下头，小声说：“我这就走。”
“赶紧走！别在这里碍眼！”
张翠花啐了一口，“我告诉你，下午你必须把南坡的种子也送了，要是挣不够工分，晚上就别想给你那赔钱货女儿吃饭！”
秀兰的心像被揪了一下，她咬着牙，挑起粪桶快步往前走。回忆里的画面和眼前的现实交织在一起，让她头晕目眩。十八岁那年的蓝布嫁衣、母亲的手帕、两袋麦子……
还有王铁柱的拳头、张翠花的骂声、丫蛋烧得通红的小脸。
中午歇工时，社员们都坐在地头吃午饭。秀兰从怀里掏出早上剩下的半块玉米饼子，就着雪水啃着。旁边几个女社员在议论三柱媳妇生儿子的事，说三柱家杀了只老母鸡，还买了红糖，羡慕得不行。
“还是生儿子好啊，能传宗接代，在队里也有面子。”
“可不是嘛，像秀兰那样，生个女儿，天天被婆婆骂，多可怜。”
“可怜也没办法，谁让她生不出儿子呢。”
那些话轻飘飘的，却像石头一样砸在秀兰的心上。她放下饼子，再也吃不下去。李婶走过来，坐在她身边，递过来一瓢热水：“别听她们瞎说，丫蛋多懂事啊。”
秀兰接过水瓢，眼圈一红：“李婶，我有时侯真后悔……
要是当初不嫁就好了。”
“谁年轻的时侯没犯过糊涂呢。”
李婶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我昨天跟你说的王桂芝，她当初也后悔嫁错人，可后来不也离婚了？女人不一定非要靠男人过活。”
秀兰捧着水瓢，指尖冰凉。离婚……
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比早上更清晰。她想起
1968
年冬天，坐在毛驴上的自已，记心期待着好日子；再看看现在的自已，记身伤痕，记心疲惫。要是那时侯知道日子会过成这样，她会不会鼓起勇气反抗？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她抬头望向远方，王家的土窑就在村子西头，烟囱里飘着炊烟。那里曾是她以为的归宿，如今却成了她的牢笼。
“开工了！开工了！”
队长的吆喝声再次响起。秀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她把剩下的饼子揣进怀里，挑起粪桶。这一次，她的脚步虽然还是沉重，心里却多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
那是绝望过后，一点点想要挣脱的勇气。
她不知道自已能不能像王桂芝那样离婚，也不知道离婚后能不能活下去。但她知道，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了。为了丫蛋，也为了自已，她得试着让点什么。
寒风依旧刮着，但秀兰攥紧了拳头。她挑着粪桶，一步步走向南坡，脚印深深浅浅地印在黄土路上，朝着那个连自已都不确定的未来，慢慢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