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另外三份沉甸甸的“礼物”。
是那三个被我丈夫救下的孩子的家长，辗转通过陈总寄来的。
他们在信里，用最朴实、最真挚的语言，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我丈夫的救命之恩。
他们说，以后我们就是他们一辈子的亲人，只要我们有任何需要，他们会倾尽所有。
信里还附了三个孩子亲手画的画。
画上，是一个高大的、看不清面容的叔叔，他的身后长出了一双洁白的翅大膀，正在对着三个小小的孩子微笑。
社会的善意，像温暖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点一点地冲刷着、治愈着我们母子俩心中那道深可见骨的创伤和阴霾。
案件开庭审理的那一天，因为涉及英烈，法院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公开审理，并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
法庭上，杨琳琳和周涛聘请的律师，试图以“激情犯罪”、“初犯不懂法”、“只是开玩笑没有主观恶意”等理由为他们开脱。
杨琳琳和周涛也在法官面前痛哭流涕，表演着自己的忏悔。
但公诉人没有给他们任何表演的机会。
他当庭播放了那段未经任何剪辑的、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完整直播录屏。
当杨琳琳那句尖酸刻薄的“工地上死的民工算个屁的英雄！不过是拿命换钱的蠢货！”在肃静的法庭里，通过音响清晰地响起时。
整个旁听席上，爆发出了一阵压抑不住的怒斥声，法警不得不数次维持秩序。
我作为原告，在陈总的陪伴下，也出庭了。
我没有哭，也没有歇斯底里。
我只是穿着一身干净的素色衣服，平静地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实，不带任何情绪地陈述了一遍。
在我陈述的最后，我看着被告席上那两个面如死灰的人，说道。
“法官大人，我丈夫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一辈子没读过几天书，他只知道埋头干活，养活我们娘俩。”
“他去救那三个孩子，不是为了当什么英雄，他甚至可能都没想过自己会死。”
“他只是个善良的普通人。”
“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们穷，可以看不起我们是乡下人。”
“但你们，不能这样侮辱他的善良。”
我这几句平静的话，让在场许多前来报道的记者，都红了眼眶。
杨琳琳和周涛看到所有的辩解都已苍白无力，知道无法脱罪，终于彻底崩溃。
他们当庭“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隔着被告席，朝着我拼命磕头，哭喊着请求我的“原谅”。
“大姐，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求求你原谅我们吧！”
“我们给你磕头了！我们赔钱！我们赔多少钱都行！”
我看着他们那丑陋的、毫无诚意的表演，只是轻轻地，却无比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对法官说：“我不接受。”
“他们不是真的后悔，他们只是害怕即将到来的惩罚。”
我的拒绝，像最终的审判，让他们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