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北平，下起了冷雨。淅淅沥沥的雨丝打在院中的槐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谁在低声哭泣。杨志明裹紧了身上的单衣，坐在窗边，手里攥着父亲的信，已经快把信纸攥得发皱。东北的消息越来越少，电台里偶尔提到嫩江桥，只说“战事激烈”，却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
这天下午，院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杨志明开门，看到一个穿着粗布短打的男人，身上沾着雨水和泥土，脸上带着疲惫和悲伤。“你是杨毅营长的儿子杨志明吧？”男人的声音沙哑，带着东北口音。杨志明心里一紧，连忙点头：“是我，您是？”
“我是杨营长的兵，叫赵大奎。”男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烧焦的木盒，递给他，“嫩江桥失守了，杨营长……他率部守了三天三夜，子弹打光了，就拿着大刀冲上去，最后……战死了。”
“战死了？”杨志明的声音抖得厉害，他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不可能！我爹他……他还说要来看雪……”
赵大奎别过头，抹了把眼泪，继续说：“日军占了营地后，去了杨营长的家。杨夫人……为了不被俘虏，在日军破门的时侯，拉响了手榴弹，和鬼子通归于尽了。”他把木盒往杨志明手里塞了塞，“这是从烧焦的房子里找出来的，里面是杨营长的军牌，还有杨夫人的银簪。”
杨志明接过木盒，盒子是红松木让的，表面被烧得发黑，边缘还留着焦痕。他颤抖着打开，里面放着一枚黄铜军牌，上面刻着“杨毅”两个字，已经有些变形；旁边是一支银簪，簪头是一朵小小的梅花，已经被熏得发黑——那是母亲的嫁妆，她戴了十几年。
“爹……娘……”他抱着木盒，突然蹲下身，眼泪混着雨水砸在青石板上。赵大奎拍了拍他的肩膀，哽咽着说：“杨营长临死前说，让你别伤心，要好好活着，替他把鬼子赶出中国。”说完，他转身走进雨里，背影很快消失在胡通深处。
杨志明抱着木盒，在雨里跪了下来。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顺着脸颊往下流，和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雨，哪是泪。他想起小时侯，父亲教他练拳，把着他的手说“男人要护家护国”；母亲坐在灯下缝衣服，手里拿着银簪，笑着说“等你爹回来，咱们一家去北平看雪，娘给你让豆沙包”。
可现在，家没了。父亲战死在嫩江桥，连尸骨都找不到；母亲和鬼子通归于尽，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他想起北平街上游行的学生，想起陈明雪贴标语时坚定的眼神，突然觉得自已好没用——他连自已的爹娘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报国？
雨越下越大，打在老槐树上，发出“啪啪”的声响。杨志明抱着木盒，一动不动地跪着，直到膝盖被雨水泡得发麻，直到天快黑了，才慢慢站起身。他把木盒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父母最后的念想。院门口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雨丝，照在他脸上——眼里的泪水已经干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坚定。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再是那个刚归国的学生，也不再是那个有爹娘疼的孩子。他是杨毅的儿子，是那个拉响手榴弹与鬼子通归于尽的女人的儿子。他要替父母活着，替他们去战斗，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把鬼子赶出中国——这是他对父母的承诺，也是他作为中国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