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同时，我用拳头和肩膀猛烈撞击着门，发出巨大的响声。
我知道自己只有这一次机会，必须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
我能听到客厅里的脚步声突然凌乱起来，王艳的尖叫：“你在干什么？！闭嘴！”
但我没有停下，继续拍打着门，声嘶力竭地喊着。
“救命！快报警！我爸和继母把我锁在卫生间好几天了！他们要杀我！”
门外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声：“发生什么事了？需要帮忙吗？”
是快递员！他听到了！
“求求叔叔，快报警！”我的声音因过度用力而嘶哑，但我不敢停下。
“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好多天了！不给饭吃！还打我！救命！”
我听到王艳慌乱的解释：“别听她的，她有精神病，总是胡说八道，我们正要送她去医院”
“那为什么要把孩子锁在卫生间？”快递员的声音中充满怀疑。
我继续敲打着门，直到听到父亲也跑了过来，试图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别报警，没必要，”他的声音透着不安和恐慌，“我们能处理好，她就是闹脾气”
11
但快递员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我能听到他简短而清晰地描述情况。
“这里有个小女孩浑身是伤被锁在厕所里，地址是”
王艳彻底慌了，她冲着父亲咆哮。
“你个软蛋！给她送什么吃的！现在怎么办？警察来了怎么解释？”
父亲也失去了平时的冷静：“就说她自己摔的，对，摔的，病的，我们正打算送医院”
警笛声很快响起，然后是急促的敲门声和警察的喊话。
“开门！警察！”声音坚定而有力，“有人报警说这里有被困人员！”
王艳和父亲不得不开门，我听到他们结结巴巴的解释，但警察的语气越来越严厉：“开门，让我们看看孩子。”
当卫生间的门终于被打开时，冲进来的不只有警察，还有一位女社工。
他们的表情从怀疑迅速变成了震惊和愤怒。
我知道自己的样子一定很可怕。
瘦骨嶙峋，浑身伤痕，左臂的伤口红肿流脓，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衣不蔽体，蜷缩在肮脏的地面上，却有一双异常清醒而锐利的眼睛。
“天啊！”女社工倒吸一口冷气，迅速脱下外套盖在我身上。
眼中满是心疼和愤怒，“孩子，你安全了，没事了。”
12
一名警察立即用对讲机呼叫救护车，同时其他警察控制住了王艳和父亲。
王艳的脸上终于浮现出恐惧的表情，那种她常常带给我的情绪，现在终于反噬到了自己身上。
父亲则完全崩溃，跪在地上不停地说“不是我，不是我。”。
“他们”我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每一个字都带着十二年的痛苦和仇恨。
“他们想杀我虐待我，灌我吃泻药说要把我埋在花坛里”
女社工抱着我，小心地避开我的伤口，眼中含着泪水。
“没事了，孩子，你很勇敢，他们再也伤害不了你了。”
【主线任务完成：成功脱离生命威胁环境。系统记录的所有证据已整理，准备提交司法部门。】
救护车很快到了，医护人员将我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开始紧急处理。
在被送上救护车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曾经的“家”。
那个差点成为我坟墓的地方，心中有恨，有痛，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解脱。
王艳和父亲被分别押上警车，王艳还在歇斯底里地喊叫。
说我是在撒谎，说我故意自残，而父亲则像一具空壳，低着头不发一言。
救护车的门关上时，我仿佛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叹息，那是系统在我耳边的低语。
【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宿主暂时脱离危险，进入恢复期。】
医院的灯光刺眼而冰冷，各种仪器的滴答声和医护人员急促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曲生命的交响乐。
“严重感染，多处外伤，重度脱水，营养不良，可能有内脏损伤。”
主治医生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语气紧张，“马上送icu，通知儿科重症专家，准备输血和广谱抗生素！”
我被推进了一个明亮的房间，无数双手在我身上忙碌，插管、消毒、输液、包扎，疼痛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刻，我听到医生对一旁的警察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虐待案例之一，如果再晚一天，可能就没命了。”
我想笑，又想哭，只有我知道，我确实已经死过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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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过了多久，我在icu的病床上醒来。
周围是各种监测设备和输液管，一位年轻的护士正在调整液体流速。
她注意到我醒了，脸上立刻绽放出温柔的笑容：“醒了？感觉怎么样？疼不疼？”
我尝试着说话，但只发出一声微弱的气音，嗓子像是被火烧过一样疼。
护士立刻拿来一小杯水，用吸管小心地送到我嘴边：“慢慢来，小口小口地喝。”
水滑过干裂的喉咙，带来一丝舒缓，我微微点头表示感谢。
“别担心。”她轻声说，眼神温暖而坚定。
“你已经安全了，那两个人被抓起来了，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我又一次点头，心中却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
解脱、悲伤、愤怒，还有一丝难以名状的空虚。
【系统提示：宿主生命体征逐渐稳定，基础器官功能开始恢复，感染指数下降30，建议继续接受医疗救治，预后良好。】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慢慢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
身体的伤痛在专业的医疗团队照顾下逐渐缓解，高烧退去，感染得到控制，伤口开始愈合。
但心灵的创伤却像一道永远无法消失的疤痕，时刻提醒着我过去的噩梦。
案件调查进展迅速，警方从我家搜出了大量证据。
带血的皮带、用来捆绑我的绳子、大量泻药、卫生间门上的锁具。
甚至在王艳的手机里发现了几段她对我实施虐待时偷偷录下的视频。
她居然把这些当作某种病态的“纪念”。
14
邻居们也纷纷作证，说他们确实常听到我的哭声和尖叫。
但都被王艳解释为“小孩子闹脾气”，而且她对外一直塑造着“关爱继女”的形象。
没人想到背后竟是如此残忍的虐待。
当警方询问我详细经过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王艳和父亲的每一句对话，包括时间、语气、甚至是他们当时的表情和动作。
“你记得真清楚，”女警官惊讶地看着我，“能确定是这些原话吗？”
我点点头，声音平静而坚定：“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次伤害。”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拿出一份手机通话记录：“我们查到王艳和你父亲在5月3日晚上8点27分有一通电话，内容你还记得吗？”
我闭上眼，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痛苦的夜晚。
“她打电话给他，说那‘小贱种’又吐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一个人按不住她，然后我爸说‘再等半小时，我把药买回来’。”
“她又问‘买了多少？’，他说‘一千六百片，够了吧？’，她笑着说‘够了够了，这回死定了’。”
女警官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她看了看笔记本，又看了看我。
“这些对话内容和时间，与我们从他们手机里恢复的通话记录完全吻合。”
心理医生说这可能是创伤导致的“超忆症”，让我能记住每一个细节，但我知道，这是系统的功劳。
就这样，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护人罪和非法拘禁罪对王艳和父亲提起公诉。
15
我被安置在一家儿童保护中心。
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虽然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但眼神中那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却如出一辙。
三个月后，我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虽然留下了一些永久性的伤疤和轻微的肺部损伤（长期营养不良和感染的后遗症）。
但医生说我是个“奇迹”，换了别的孩子，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庭审那天，我坐在轮椅上出庭。
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
法庭内座无虚席，媒体、社会组织、普通市民都来关注这个案件的审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而压抑的气氛。
王艳被带上被告席时，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光鲜亮丽。
她头发蓬乱，脸色灰白，眼神却依然凶狠，她瞪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杀死我。
而父亲则完全是另一幅模样，佝偻着背，目光呆滞，看起来像是一夜之间老了二十岁。
当我作为受害人陈述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只有我清晰而平静的声音在空间中回荡。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不被爱的。”我直视着法官，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12岁的孩子。
“在妈妈去世后，情况变得更糟，特别是父亲再婚后，虐待变成了家常便饭。”
我一一描述了从被关进卫生间的第一天开始，到最后被灌服泻药的全过程。
每一个细节都令人毛骨悚然，但我的语气始终平静，仿佛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最让我痛苦的，不是身体上的伤害。”我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
“而是当我叫他‘爸爸’，求他救我的时候，他看着我的眼神。”
“那么冷漠，那么陌生，就像在看一件需要处理的垃圾。”
我的证词和医疗记录、物证、通话记录、邻居证词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无懈可击的证据链。
王艳的律师试图辩解说那只是“一般管教”，甚至暗示我有“自残倾向”和“精神问题”。
父亲的律师则以“受到胁迫”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为由请求从轻处罚。
但都被法官无情的驳回。
保护孩子是父母的天职，他的懦弱和纵容同样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王艳被允许最后陈述时，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我有什么错？那又不是我的孩子，凭什么要我养？”
“林建国，你这个懦夫，你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现在倒好，全怪到我这个后妈头上了！”
法庭立刻一片哗然，法官不得不多次敲击法槌要求安静。
而父亲在最后陈述时，只是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最终，法庭认定王艳犯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虐待被监护人罪（情节恶劣）、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
父亲犯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虐待被监护人罪（情节恶劣）、非法拘禁罪，考虑到其在案件中的作用，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判时，法庭内一片寂静，然后是一阵如释重负的叹息，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它只是来的有点迟而已。
16
之后我被安置在儿童福利院。
在福利院生活的第三个月，一对中年夫妇来访，他们穿着朴素但整洁，言谈举止带着浓厚的河南口音。
他们是在城里打拼的小生意人，开了一家小小的河南烩面馆，生意红火却一直没有孩子。
第一次见面时，张阿姨一把将我搂进怀里，那温暖厚实的怀抱和她身上的面粉香气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这个丫头看着讨喜，老李，我们就选她吧。”
“俺的闺女，可算把你盼来了！”
她用带着浓郁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说，声音里满是心疼，“瞧瞧，瘦得跟根筷子似的，咱得好好补补！”
李叔叔站在一旁，高大魁梧的身材和粗糙的手掌透露出常年劳作的痕迹，但眼神却出奇地温柔。
“闺女，从今儿起，这就是你家，有啥想吃的、想玩的，尽管跟俺们说。”
我对他们充满警惕和怀疑，时刻绷紧神经，生怕一不小心惹他们生气。
第一晚，张阿姨带我去了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
“这是给你准备的，俺和你李叔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张罗了，你看看中不中意？”
房间墙壁刷成了淡粉色，床上是新的hello
kitty被褥，书桌上摆着几本崭新的童话书，窗台上甚至放着几盆小花，一切都干净温馨得不像话。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为我准备的，只能僵硬地点头，生怕说错话被责骂。
第二天早上，我习惯性地早早起床，蹑手蹑脚地走向厨房，想着是不是该准备早餐来“表现”自己的“价值”。
却看到张阿姨已经在厨房忙活了，看到我，她咧嘴一笑。
“闺女起这么早啊？来来来，阿姨刚蒸好花卷，再给你煮个鸡蛋，喝碗小米粥，咋样？”
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我可以帮忙的。”
“你呀，就负责吃饱穿暖、好好学习，家务活有俺们哩！”
她一边盛粥一边说，“你这小身板，得多补补，看把你祸祸的。”
后面那句话她是用河南方言说的，我没太听懂，但从她心疼的表情能猜到大概意思。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容易，我对一切温情和关爱都充满怀疑，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惊慌失措。
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张阿姨最喜欢的一个景德镇茶杯，吓得我浑身发抖，蜷缩在角落，等待着拳打脚踢。
17
李叔叔听到声音赶来，看了看情况，大手一挥。
“没事没事，瓷器碎了好啊，‘碎’和‘岁’谐音，代表长岁数呢！”
“来来来，闺女别怕，没人怪你。”
张阿姨则蹲下来检查我的手：“没扎着吧？没事就好。”
“咋这么不当心呢，茶杯算个啥，闺女的手要紧。”
他们的反应让我完全愣住了。
在我的认知里，犯错就要受罚。
看我还在发抖，李叔叔突然用夸张的河南方言说。
“哎呀妈呀，这茶杯是打碎了，可俺闺女的胆子可别也碎了！来来来，叔给你露一手！”
说着，他竟然抓起一个完好的杯子，故意往地上一扔：“瞧，叔也打碎一个，这下咱俩扯平了！”
杯子碎裂的声音让我吓了一跳，但李叔叔和张阿姨却哈哈大笑起来。
那种毫无恶意的、纯粹想逗我开心的笑声，让我十二年来筑起的心墙轰然倒塌。
那一刻，我崩溃了，泪水决堤而出，我哭得像个真正的孩子，而不是那个被迫过早成熟的“生存者”。
“哭吧哭吧，痛痛快快哭出来。”张阿姨把我搂在怀里，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阿姨的肩膀借你靠，哭完咱吃俺张阿姨的拿手烩面，保准让你吃了还想吃！”
慢慢地，我开始融入这个有些粗犷但异常温暖的家庭。
李叔叔虽然看起来粗线条，但心思细腻得很。
发现我晚上常做噩梦后，他专门给我做了一个“捕梦网”挂在床头。
“咱河南老家有句话，‘好的留下，坏的散去’，这个能把噩梦都拦住，保你睡个安稳觉。”
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个简单的手工艺品，但每晚看着它，心里确实安定不少。
张阿姨则是个“行动派”。
发现我严重营养不良后，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喂饱我”这件事上。
“闺女，多吃点儿，看你瘦的，风一刮就倒了！”这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
每次吃饭都要往我碗里夹最好的菜。
我的饭量本来就小，更何况长期营养不良后胃口更差，常常吃不了多少就饱了，这可急坏了张阿姨。
“咋吃这么点儿呢？喂猫都嫌少！”她皱着眉头，用河南话嘀咕着。
然后突然眼睛一亮，“要不，阿姨教你包饺子吧？自己包的饺子，吃起来肯定香！”
就这样，我开始跟着张阿姨学做各种河南美食。
烩面、蒸饺、灌汤包、胡辣汤
厨房成了我们交流感情的地方，我的胃口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好了。
李叔叔和张阿姨的面馆生意很忙，但他们从不让我帮忙，坚持认为我的“主业”就是学习。
不过周末我还是会去店里坐坐。
“闺女，过来尝尝这碗面，看咸淡咋样？”李叔叔总会让我当“品尝官“。
而每次我点头说好吃，他都会得意地冲张阿姨挤眉弄眼：“看吧？俺闺女说好吃呢！”
张阿姨则会故意撇嘴：“切，你那手艺，也就俺闺女嘴甜！”
然后两人就会开始一场充满河南方言的“拌嘴”，逗得我忍不住发笑。
18
学校生活一开始也很艰难，同学们知道我的经历，有些避开我，有些过分关注我，让我很不自在。
有次下雨，我忘带伞，正发愁时，李叔叔突然出现在校门口。
手里拿着一把大花伞，远远地冲我招手：“闺女！快来！”
他嗓门特别大，身上还穿着油腻腻的厨师服，脚上是双老式雨靴，在一群西装革履来接孩子的家长中显得格外另类。
我有那么一瞬间的尴尬，但看到他顶着大雨，笑容灿烂地等着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走到他身边，他赶紧把伞举高罩住我：“可算来了，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生怕你被雨淋着。来，叔背你回家！”
“不用了叔，我自己能走”
不等我说完，他已经蹲下身：“别磨叽了，快上来，你阿姨做了你最爱吃的胡辣汤和烧饼，再不回去都凉了！”
就这样，我趴在李叔叔宽厚的背上，听他用河南话哼着我听不懂的小调，穿过雨幕，走向那个温暖的家。
慢慢地，我开始叫他们爸爸妈妈了。
每次这么叫，张阿姨总会红了眼眶，李叔叔则会装作不经意地擦眼角：“啥鬼天气啊，雾霾真大，差点迷了眼睛。”
他们虽然没啥文化，但对我的教育却格外重视。
家里最好的房间给了我当书房，最贵的东西是给我买的学习用品，哪怕生意再忙，也从不耽误参加我的家长会。
高考那年，他们把面馆交给了亲戚打理，专心在家照顾我。
张妈研究各种“补脑”食谱，李爸则负责每天接送我去自习，风雨无阻。
“别有压力，尽力就好，”他们常这样安慰我，“考不上还可以再来，大不了俺们多卖几年面！”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被重点大学法学院录取。
李爸激动得在社区广场上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引来邻居们的祝贺。
张妈则包了几百个饺子，说是要让街坊邻居都沾沾“状元”的喜气。
“俺闺女要当大律师了！”
李爸骄傲地向每一个来面馆的顾客宣布，脸上的笑容比正午的太阳还灿烂。
大学期间，我很少回家，一方面是学业繁忙，另一方面也是想让自己更独立。
但每个月，他们都会寄来一个大包裹。
里面装满了自制的辣椒酱、腊肉、糕点，还有歪歪扭扭写着“闺女加油”的字条。
电话里，他们从不提钱的事，只关心我吃得好不好、冷不冷、累不累。
而我知道，他们把积蓄都用在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上。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专门处理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案件的律师。
第一份薪水，我买了两张去海南的机票，带他们去看海。
那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住高级酒店，第一次看到大海。
看着他们像孩子一样在海边嬉戏，互相泼水，我的心里满是感动和幸福。
海边的夕阳下，李爸突然认真地说。
“闺女，俺和你妈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有你这么个好闺女。”
张妈擦着眼泪点头：“是啊，看到你现在这么出息，俺做梦都能笑醒。”
我紧紧抱住他们：“爸、妈，我也很骄傲有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