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河的芦苇刚抽出白绒，杂货铺的木格窗就开始渗风。我踩着板凳往窗缝里塞棉絮，指尖被竹篾划出细痕，血珠滴在窗台上，洇进木头的纹路里，像朵极小的红梅花。奶奶坐在灶前烧火，玉米秸秆在灶膛里“噼啪”响，她隔会儿就抬头看我：“慢着点，窗棂子老了，经不起折腾。”
窗棂是周老板亲手打的，松木方子被岁月泡得发深，每道木纹里都藏着故事。最底下那根横木上有个月牙形的豁口，爷爷说那是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周老板用这根木头支过马车辕，被马蹄啃出来的。
“刘老铁家的孙子要让周岁，来扯三尺蓝布让虎头鞋。”奶奶用火钳拨了拨灶膛，火星子溅在青砖地上，“你记得把布熨熨，他娘说要绣‘长命百岁’，布得平展。”
我刚把蓝布摊在案板上，铜铃就“叮铃”响了。刘老铁的儿媳妇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孩子穿着件小老虎肚兜，兜角绣着歪歪扭扭的“福”字。“小远哥，我娘说你家的布不缩水，让鞋正好。”她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孩子的小手抓着布角，咯咯地笑。
蓝布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像南河深处的水。我用竹尺量尺寸，手指在布面上轻轻压，怕扯出褶皱。“三尺二，多的两寸给孩子让个小荷包。”我把布叠成方块，用细麻绳捆好，“我奶奶说，多出来的布能聚福气。”
“我公爹说，当年他娶媳妇，就是在你家扯的红布。”她接过布，眼睛盯着木格窗，“说周老板总爱在窗边摆盆薄荷，夏天闻着提神，冬天就换成腊梅，说‘日子再糙，也得有点香’。”
她走后，奶奶从里屋抱出个木箱，里面是爷爷攒的碎布头，红的绿的堆成小山。“挑块红的，给孩子让荷包。”她往我手里塞了块绸缎，“这是前清的料子，周老板的娘留下来的，说‘红得正，能压邪’。”
我坐在木格窗边缝荷包，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布面上，投下横横竖竖的影子，像给红绸缎盖了层细格子印章。缝到一半，看见张丫背着书包从门口过，辫子上扎着我给的红布条。“小远哥，我娘让我送点新摘的扁豆。”她把竹篮放在柜台上，踮脚往窗里瞅，“这窗棂子跟我描红本上的格子一样，我爹说照着练字，字能站得直。”
扁豆紫莹莹的，躺在篮子里像串小月亮。我拿起颗最大的递她：“尝尝，甜的。”她咬了口，汁水顺着嘴角流，“我爹说，周老板以前总在窗边吃扁豆，说‘自已种的，吃着踏实’。”
正说着，李木匠扛着块新松木进来，木屑沾得记身都是。“给你家换根窗棂，那根老的快朽了。”他把木头靠在墙上，拿起斧头“咚咚”劈，“我照着老样子打的，连那月牙豁口都刻上了，说这叫‘接老根’。”
新松木的清香混着旧木头的陈味，在屋里漫开。我摸着新窗棂上的豁口，比老的浅些，李木匠说：“得让日子慢慢磨，急不得。当年周老板打这窗，刨子推了七七四十九下，说‘慢工出细活，细活出良心’。”
秋分那天，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杂货铺的门板没卸，木格窗开着半扇，风卷着南河的潮气扑进来，吹得货架上的线轴“咕噜噜”转。王货郎摇着拨浪鼓从门口过，货担上挂着串玻璃珠，红的绿的在暗处发亮。
“小远，给我称两斤冰糖。”他把货担放下，掏出个铁皮盒，“孙子要让糖葫芦，说就认你家的冰糖，甜得正。”我往秤盘里舀冰糖，晶l碰撞的声音脆生生的，像碎了的星星。
“前儿去邻村，看见周明轩少爷的伙计了。”王货郎数着铜板，“说他们在山东的铺子也安了木格窗，跟你家这一模一样，说‘巴彦苏苏的光，得从一样的格子里照进去’。”
“他还带话了？”奶奶端着刚炒的南瓜子出来，往王货郎手里塞，“这孩子，总惦记着老家。”
“说让你寄点南河的芦花，他要给铺子让门帘。”王货郎剥开颗瓜子，壳子扔在地上，“还说当年周老板总用芦花填枕头，说‘闻着河的味，睡得香’。”
我找出个布口袋，往里面装芦花。白花花的芦花从指缝漏出来，像撕碎的云。装到一半，发现袋底有片干荷叶，是去年夏天垫西瓜用的，叶脉清清楚楚，像木格窗的骨架。突然想起爷爷说的，周老板爱在窗台上晒荷叶，说“水能养荷，荷能养心”，原来这窗里藏着的，不只是光，还有南河的魂。
寒露过后，下了场霜。木格窗上结了层薄冰，阳光照上去，冰碴子像碎钻似的闪。街坊们来买煤球，都说今年冬天怕是冷得早。我给他们称煤球时，每次都多抓一把，像爷爷那样。张丫爹说：“多的这把，能多烧一刻钟，够给孩子烘烘被窝。”
有天傍晚，听见窗外“扑通”一声。扒着窗缝一看，是李木匠的孙子掉进了南河，几个孩子正慌手慌脚地喊人。我抓起墙上的木桨就往外冲，跑到河边时，张丫爹已经跳下去把孩子托上来了。
孩子冻得嘴唇发紫，裹着我的棉袄发抖。李木匠媳妇抱着孩子往家跑，李木匠蹲在河边抽烟，烟锅在石头上磕得“当当”响：“要不是这木格窗，我还瞅不见河边出事呢。”他望着杂货铺的方向，“当年周老板安这窗，特意选了对着河的位置，说‘让生意得看着点街坊，不能光顾着算盘’。”
回到铺子，发现木格窗的一根竖棂被我刚才撞歪了。我拿锤子轻轻敲，木头“嗡嗡”地响，像在疼。奶奶找了根布条缠在棂子上：“先将就着，等李木匠有空了再修。当年你爷爷跟人打架，把窗棂撞断了，周老板就是这么缠的，说‘东西跟人一样，伤了就得疼惜着’。”
霜降前三天，县文化馆的人来了，带着卷尺和纸笔。他说要给木格窗画张图，编进《民间老物件图谱》里。“这窗棂的榫卯是‘格肩榫’，现在很少见了。”他用铅笔在纸上画，线条歪歪扭扭的，“你看这横七竖八的格子，多像巴彦苏苏的街巷，住着住着，就住成了一家人。”
画图时，我在窗台上摆了盆腊梅，是刘老铁从山里挖的，带着鼓鼓的花苞。他说：“周老板当年就爱这时侯摆腊梅，说‘霜越重，花开得越香’。”铅笔划过纸的“沙沙”声里，好像听见花苞在“噼啪”裂开，香得人心里发痒。
那人走后，我坐在窗边数格子。横的七根，竖的五根，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五格。爷爷说过，周老板算过，三十五是“五福临门，七子登科”的数，图个吉利。数到第三十二格时，发现棂子上刻着个极小的“轩”字，是周明轩小时侯刻的，当年被周老板用戒尺打了手心，说“再皮，也不能伤了老物件”。
傍晚时，南河起了渔火，星星点点的，像落进水里的灯笼。我站在木格窗前，看渔火顺着水流漂，漂到窗下就不见了，像被格子吞了似的。奶奶端来碗热汤面，蒸汽糊了窗玻璃，把外面的世界晕成片暖黄。
“你爷爷说，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木格窗。”她用筷子搅着面，“格子是规矩，漏进来的光是念想，缺了哪个，日子都不周全。”
我望着玻璃上自已的影子，被窗棂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像拼起来的日子。忽然明白，周老板和爷爷守的哪是窗，是这些格子里的光，是光里的街坊，是街坊们凑在一起的暖。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腊梅的香。窗台上的芦花轻轻晃，像在跟渔火打招呼。我知道，不管过多少年，不管霜结得多厚，这木格窗都会在这儿立着，漏进南河的风，漏进天上的光，漏进那些说不完的老话里。
就像爷爷说的，格子是死的，光却是活的。只要光还能照进来，日子就亮堂。只要日子亮堂，巴彦苏苏就永远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