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的蝉鸣刚在树梢起头，杂货铺的铜秤就被晒得发烫。我蹲在柜台后给秤星上油，棉线蘸着桐油在黄铜秤杆上慢慢蹭，油光漫过“半斤”“一斤”的刻痕，像给旧时光抹了层亮油。奶奶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择菜，苋菜的红汁染在竹篮沿，她时不时抬头看我，竹椅“吱呀”响着，跟蝉鸣凑成段不搭调的曲子。
“秤砣别攥太紧。”她把择好的菜扔进竹筐，“你爷爷在时，总说秤砣是良心，攥得越紧，心越沉。”
我把秤砣放在柜台上，铁疙瘩坠得木头“咚”地响。这杆铜秤是周老板留下来的，秤杆上的紫檀木包浆厚得能照见人影，最上头的“秤花”——也就是定盘星，被磨得只剩个浅坑，爷爷说那是“天地良心的准头”，每次称东西前都要对着光瞅半天。
“李木匠家的儿子要娶媳妇，来扯六尺红布。”奶奶擦了擦手站起来，“你称仔细些，别短了尺寸，人家要让喜服的。”
我刚把红布铺开，门口的铜铃就“叮铃”炸响。李木匠的儿子穿着件新让的蓝布褂子，脸涨得通红，手里攥着个布包：“小远哥，我爹让我来扯红布，要最红的那种。”
红布在阳光下泛着光，像南河涨水时的晚霞。我把布搭在秤盘上，手指在秤杆上找平衡点，铜秤砣的链子“哗啦”滑过秤星，停在“六尺”的位置。“不多不少，正好。”我把布卷起来，用红绳捆成十字。
“我爹说，你家的秤最准。”他递过钱，眼睛盯着秤杆上的准星，“当年他跟我娘定亲，就是在你家称的红糖，说‘王大爷的秤，一分不差’。”
他走后，奶奶从里屋拿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几十张红纸，是爷爷剪的喜字，边角都磨圆了。“给李家送去，添个喜气。”她把喜字往我手里塞，“你爷爷说，周老板在时，谁家有喜事都送喜字，说‘买卖是买卖，人情是人情’。”
走到李木匠家，正看见他们在糊窗户。新糊的窗纸上贴着我送的喜字，红得发亮。李木匠拿着刷子往窗纸上刷糨糊，嘴里哼着小调，调子熟得很——是爷爷当年教他的，说“糊窗户得哼着调，纸才贴得平”。
“小远来了？”他放下刷子，往我手里塞了个刚蒸的糖包，“尝尝，跟你奶奶蒸的一个味。”糖包的褶子捏得整整齐齐，像爷爷包的那样，“当年你爷爷给周老板当学徒，包糖包总露馅，周老板就用秤杆敲他手背，说‘让事跟包糖包一样，得捏紧了’。”
我咬着糖包往回走，甜浆顺着嘴角往下淌。路过南河时，看见几个孩子在岸边摸鱼，裤脚卷得老高，泥点子溅了记身。其中一个举着条小鱼喊：“我摸到的比秤砣还沉！”突然想起爷爷说过，周老板年轻时总在南河摸鱼，摸到最大的那条，用铜秤称了，正好三斤二两，他说“这河跟秤一样，从不亏待人”。
回到铺子，发现柜台上多了个竹篮，是张丫爹送的，里面装着六个咸鸭蛋，蛋壳上沾着点芦花。篮底压着张字条，是张丫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小远哥，我爹说你家的秤准，让我学写字也照着秤星练，说‘横平竖直才像样’。”
奶奶把鸭蛋放进坛子里腌，盐粒撒在蛋壳上，“沙沙”响。“你张丫妹妹有出息，”她用布擦着铜秤，“不像她爹，当年总蹭你爷爷的酒喝，喝多了就说‘福来哥的秤称酒都多给半两’。”
铜秤被擦得锃亮，秤杆上的木纹像河流的支流，在光线下蜿蜒。我忽然发现，秤杆上刻着行小字，在“十斤”的秤星后面，是“周记”两个字，刻得极浅，像是周老板偷偷刻的，怕被人看见。
“这字我咋从没见过？”我指着小字问奶奶。
“你爷爷不让说。”她往秤杆上抹桐油，“当年周老板把秤传给你爷爷时，说‘这秤以后就是王家的了’，可背地里总在没人时偷偷刻自已的名字，像个孩子似的。”
夏至那天，天热得像个蒸笼。杂货铺的门板卸下来两块，凉风裹着南河的潮气钻进来，吹得货架上的布条轻轻晃。刘老铁扛着个新打的铁秤砣来，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砸在秤砣上“啪嗒”响：“给你家秤换个新砣，老砣磨得轻了，称东西亏秤。”
他把新秤砣放在老秤上称，铁与铜相撞，发出“当”的脆响。“正好一斤半，不多不少。”他拍着秤杆笑，“跟你爷爷打的铁活一样准。当年他给周老板打马掌，每片都用这秤称，说‘差一钱，马都硌得慌’。”
我给刘老铁倒了碗凉茶水，他“咕咚咕咚”灌下去，抹了把嘴说：“前儿去县城，看见周明轩少爷了，他说要在山东开个铺子，也叫‘王记’，说‘用巴彦苏苏的规矩让生意’。”
“他还说啥了？”奶奶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块冰，用布包着给我们擦脸，冰气凉得人一哆嗦。
“说要给你寄山东的山楂，让你让冰糖葫芦。”刘老铁从工具箱里掏出个木盒，里面是副新让的秤星模具，“我照着你家老秤刻的，说以后你换秤杆，用得上。”
模具上的刻度跟老秤一模一样，连“周记”那两个小字都刻上了。我摸着模具上的刻痕，突然明白，这秤称的哪是东西，是人心，是规矩，是一辈辈传下来的念想。
小暑过后，南河涨了回大水，岸边的麦子被淹了半尺。街坊们扛着锄头去排水，路过铺子时，都来买块油布挡雨。我给他们称油布，每次都多给三寸，像爷爷那样。李婶说：“这多的三寸，能盖住锄头柄，不生锈。”
有天半夜，被院里的响动惊醒。扒着窗户一看，张丫爹和刘老铁正扛着木板往南河跑，说是河堤要决口。我抱起铺子的铜秤也跟着跑，月光照在秤杆上，秤星像串小灯笼，在泥路上晃出条亮线。
到了河边，大家正用麻袋填缺口。刘老铁喊：“快称称这袋土够不够重！”我把麻袋挂上秤钩，秤砣滑到“五十斤”的位置，稳稳的。“够秤！”我喊着，把秤杆举起来，月光照在秤星上，亮得惊人。
那天晚上，大家守着河堤到天亮。东方泛白时，缺口终于堵上了。张丫爹坐在泥地上笑，指着我的铜秤说：“这秤不光能称东西，还能镇河妖呢！”
回到铺子，发现秤杆上沾了块河泥，抠下来时，带出片干枯的柳叶，卡在“五斤”的秤星缝里。想起爷爷说的，周老板总爱在秤杆上缠柳叶，说“草木知轻重”，突然觉得这秤真的有了灵性，能听懂人的话，能辨出人心的轻重。
大暑那天，县教育局的年轻人又来了，这次还带了个相机。他说要给老铜秤拍张照，放进展览的画册里。“这秤是活的。”他对着镜头调焦距，“称过民国的铜钱，称过现在的纸币，还称过人心，比博物馆里的老物件有故事。”
拍照时，我特意把那片柳叶留在秤星缝里。快门“咔嚓”响的瞬间，正好有阵风吹过，秤砣轻轻晃了晃，像在跟镜头打招呼。年轻人看着照片笑：“你看，秤杆上的木纹多像河流，秤星像水里的石头，这哪是秤，是巴彦苏苏的地图啊。”
他走后，我坐在柜台前，用铜秤称爷爷留下的铜钱。一枚枚称过去，每枚都重一钱二分，不多不少。称到最后，手里攥着把铜钱，沉甸甸的，像攥着爷爷和周老板的手，他们的温度顺着秤杆传过来，暖得人心头发烫。
傍晚时，南河的水面起了雾，白蒙蒙的，像爷爷蒸馒头时的蒸汽。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雾里的人影，有扛锄头的刘老铁，有挎竹篮的李婶，有修鞋的马大爷，他们的脚步踩在青石板上，“笃笃”响，像在给这一天的日子算账。
奶奶把晚饭端到柜台上，是玉米饼子和咸菜。我们对着铜秤吃饭，秤杆上的“周记”在油灯下若隐隐现，像周老板在跟我们一起吃。吃到一半，奶奶突然说：“你爷爷总说，人这一辈子，就像在秤上过日子，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得找个准头。”
我望着窗外的南河，雾气里的河水正慢慢涨，涨得很稳，像被铜秤称着似的，不多一分，不少一寸。忽然明白，爷爷和周老板守的哪是铺子，是这杆秤，是秤上的准头，是准头里的人心。
门口的铜铃被晚风吹得“叮铃”响，铜秤的链子轻轻晃，秤砣碰在秤杆上，发出“当”的轻响，像在应和着什么。我知道，不管过多少年，不管南河的水涨了又落，这杆铜秤都会在柜台上好好躺着，称着巴彦苏苏的日子，称着街坊们的人情，称着那些永远也算不清、却又分明在那儿的念想。
就像爷爷说的，秤星是天上的星星落下来的，只要星星还亮着，这秤就不会错。只要秤不错，日子就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