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是后半夜落下来的。我被窗棂上的响动惊醒时，院里的老榆树已经白了头，青石板缝里积的雪簌簌往下掉，像谁在檐下撒盐。里屋传来爷爷的咳嗽声，比往夜更急些，带着痰音的喘息撞在糊着棉纸的窗户上，闷闷的，像口破风箱在拉。
“又犯了？”奶奶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随即响起窸窸窣窣的穿衣声，“我去煎药。”
“别折腾了。”爷爷的声音发飘，像被雪压弯的树枝，“柴火省着点用，明儿还得给刘老铁烘铁砧子呢。”
我悄悄披衣下床，蹲在里屋门口往里看。油灯昏黄的光里，爷爷蜷在被窝里，肩膀一耸一耸地咳，奶奶正用铜盆倒热水，水汽漫得她鬓角的白发都打了绺。铜盆沿的冰碴子化了又结，在灯光下泛着青白的光——这已经是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了，水缸里的冰厚得能站稳人。
“小远醒了？”奶奶回头看见我，往灶房指了指，“灶膛里煨着红薯，去拿来暖暖手。”
我刚摸到灶门前的铁钳，院外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响，像是有什么重物砸在了雪地上。紧接着是张丫爹的吆喝：“福来哥！福来哥在家不？”
爷爷猛地直起身，咳嗽都停了：“是老张？这时侯来干啥？”
奶奶赶紧拉开门栓，寒风卷着雪沫子灌进来，扑在脸上像小刀子。张丫爹抱着个麻袋站在雪地里，棉鞋湿了半截，冻得直跺脚：“快！帮我看看这东西！”
麻袋解开的瞬间，一股浓重的桐油味混着铁锈气漫开来。里面裹着盏马灯，黄铜灯座上的搪瓷掉了大半，玻璃罩裂了道缝，灯芯早已烧得焦黑，可提杆上錾的“周记”两个字，在雪光里依然清晰。
“这是……周老板的马灯？”爷爷的声音发颤，伸手去摸灯座时，指关节撞在铁上，发出“咚”的轻响。
“刚从南河冰窟窿里捞出来的。”张丫爹往手心里哈着白气，“今个儿下网捕鱼，网兜勾着这玩意儿，拽上来一看，灯座上有字——我就知道该给你送来。”
奶奶赶紧把马灯捧到灶房，用干布蘸着温水一点点擦。桐油结成的硬块在热气里慢慢化开，露出底下缠了又缠的铜丝，那是当年爷爷为防灯座松动，一圈圈绕上去的。玻璃罩上的裂缝里卡着片干枯的柳叶，奶奶用绣花针挑出来时，我认出那是春末夏初的柳叶，边缘还带着被虫咬过的小豁口。
“民国十六年夏天，周老板带咱去山里收山货，就提着这灯。”爷爷坐在灶门前，火光映得他脸颊发红，“那晚下暴雨，山路滑，他把灯塞给我，自已背着摔了跤的货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灯芯被风吹灭了三次，每次他都用l温焐干火柴，划亮了再给我点上。”
他说着，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身子直打晃。奶奶赶紧把刚煎好的药递过去，黑褐色的药汁在粗瓷碗里晃出涟漪：“快喝了，洋大夫说这药得趁热。”
药味很苦，苦得我隔着灶膛的火都能闻见。爷爷捏着鼻子灌下去，喉结滚动时，我看见他脖颈上暴起的青筋，像老榆树根盘在雪地里。“灯芯得换新的。”他放下碗，眼神亮得惊人，“明儿去李木匠家讨点松脂，浸过的松脂芯，抗风。”
第二天天刚亮，爷爷就揣着马灯去了李木匠家。我踩着他的脚印跟在后面，雪没到脚踝，每一步都陷得很深。杂货铺到木匠铺的路不长，可他走了足足两刻钟，停下来喘了六回，扶着墙根咳嗽时，肩膀抖得像风中的灯芯。
李木匠正在刨一块松木，刨花卷着白气堆在脚边。看见马灯，他直起腰拍了拍围裙：“这灯我认得！当年周老板总提着它来打棺材钉子，说‘走夜路得有亮，心里才不慌’。”他找出块松香，用刨子推成细粉，“浸芯子的话，掺点蜂蜡更好，我婆娘前儿刚取了蜜。”
回家的路上，爷爷把马灯揣在怀里，像揣着个刚出壳的雏鸡。路过南河时，冰面反射着刺眼的光，有几个孩子在冰上抽陀螺，鞭子甩得“啪啪”响。爷爷站在岸边看了很久，突然说：“当年这灯掉河里，定是周老板自已扔的。”
“为啥？”我踩着冰碴子问。
“民国十八年闹兵灾，他带着账本跑反，这灯里藏着铺子的地契。”爷爷望着冰窟窿的方向，那里的冰比别处薄些，泛着青黑色，“他怕被兵痞搜走，就趁着过河时，把灯沉进了水里。那时侯他说，‘地契在，家就还在’。”
回到铺子里，爷爷找出剪刀和棉线，坐在炕桌前捻灯芯。他的手抖得厉害，棉线总缠不紧，奶奶想帮忙，被他推开了：“我来，周老板教过我，芯子得捻成麻花状，烧起来才匀。”
阳光透过窗纸照进来，在他花白的眉毛上落了层金粉。捻好的灯芯泡进松脂蜂蜡里，冒出细小的气泡，像谁在水底吐着气。我数着那些气泡，突然发现爷爷的袖口磨出了个洞，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秋衣，针脚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已缝的。
“当年周老板教我捻灯芯，也是这样的雪天。”他把浸好的灯芯插进灯座，动作轻得像在摆弄蝴蝶，“他说‘让买卖就像点灯，芯子得正，油得足，才能照得远’。那时侯我总捻不好，他就握着我的手，一圈圈地教，棉线勒得手心发红，他说‘疼才记得牢’。”
正说着，门口的铜铃“叮铃”响了。进来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帽檐上的雪化了，在肩头洇出片深色。他摘下手套，露出冻得通红的手：“王大爷，买两盒洋火，要红头的。”
爷爷起身去货架拿洋火时，年轻人盯着炕桌上的马灯看：“这灯有些年头了吧？我在奉天博物馆见过类似的，说是民国初年的物件。”
“不值钱的老东西。”爷爷把洋火递给他，手指在灯座上轻轻敲了敲，“就是用惯了，舍不得扔。”
年轻人付了钱，临走前又看了眼马灯：“我爹以前也有盏这样的灯，他说当年闯关东，全靠马灯照路。灯灭了三次，人就没了……”他没再说下去，转身推门时，风卷着雪沫子灌进来，吹得油灯火苗歪了歪。
爷爷望着他的背影，半天没说话。直到奶奶把午饭端上桌，他才拿起筷子，却只夹了两口咸菜。“当年兵灾过后，我在南河捞了三天三夜。”他突然开口，声音像被雪冻住了，“就想捞这盏灯，可只捞着个灯座的碎片。我以为……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
“这不是回来了嘛。”奶奶往他碗里夹了块红薯，“跟你似的，看着弱不禁风，其实结实着呢。”
爷爷笑了，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点松脂粉。他拿起马灯，对着阳光照了照，玻璃罩的裂缝在墙上投出道细长的光，像根银线，一头连着现在，一头牵向过去。
过了腊八，巴彦苏苏的雪下得更勤了。杂货铺的屋檐下挂起了冰棱，长短不一，像串透明的刀子。爷爷的咳嗽时好时坏，可每天早上，他都要把马灯擦一遍，往灯座里添上新买的煤油，仿佛随时要提着它出门。
有天半夜，我被院里的响动惊醒。扒着窗户往外看，只见爷爷披着棉袄，站在老榆树下，手里提着亮着的马灯。灯光昏黄，在雪地上圈出片温暖的光晕，他仰着头，像是在看树杈上的什么东西。
“咋不睡？”奶奶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吓了我一跳。
“爷爷在干啥？”我指着院里。
“找东西呢。”奶奶往灶房走，声音轻轻的，“他说当年周老板在这树上挂过个鸟笼，里面养着只画眉，兵灾时跑丢了。他总觉得，画眉还会飞回来。”
我看着爷爷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投在雪地上，像条冻僵的蛇。马灯的光忽明忽暗，他时不时咳嗽两声，咳完了就对着树枝轻声说几句，像是在跟谁聊天。直到灯油快烧尽了，他才慢慢往回走，脚步在雪地里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像支老旧的曲子。
小年那天，刘老铁来了。他扛着个新打的铁钩，说是给爷爷冰钓用的，却在看见马灯时红了眼圈：“这灯……当年我爹就是提着它，把高烧的我从山里背出来的。周老板给的退烧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嘴里发苦。”
他蹲在炕边，看着爷爷给马灯换灯芯：“福来哥，你说奇不奇？这灯在水里泡了这么多年，铜座都没锈透。”
“周老板打的铁活，结实。”爷爷把新灯芯理得笔直，“他说‘物件跟人一样，得有骨头’。”
刘老铁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来是几块烤红薯，焦皮上还冒着热气：“我婆娘烤的，给你暖暖身子。”他往爷爷手里塞了块，自已也拿了块，烫得直搓手，“前儿去县城，看见周明轩少爷了，他说开春要带洋先生来，给你看看咳嗽。”
“不用麻烦。”爷爷咬了口红薯，甜味混着焦香在屋里散开，“我这身子骨，自已清楚。能再见到这灯，就够本了。”
刘老铁没接话，只是大口吃着红薯，吧唧嘴的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响。我看见他悄悄抹了把眼睛，手背蹭到沾着铁屑的袖口，留下道黑印。
除夕前三天，铺子里来了个讨饭的老婆婆。她裹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手里拄着根磨秃的拐杖，站在柜台前哆哆嗦嗦地说：“给……给口热乎的……”
奶奶刚要去灶房端粥，爷爷却拦住了她，转身从货架上拿下个布包，里面是两斤白面，还有块红糖。“拿着吧，回去蒸几个糖包。”他把布包塞进老婆婆怀里，“天太冷，别在外面冻着了。”
老婆婆千恩万谢地走了，奶奶有些心疼：“这面是留着包饺子的。”
“周老板在时，每到年根儿，都要给讨饭的分面。”爷爷望着门口，雪又下大了，老婆婆的脚印很快被新雪盖住，“他说‘过年了，谁家都该有口热乎的’。”
那天晚上，爷爷把马灯挂在了铺子里的房梁上。灯光透过玻璃罩的裂缝，在货架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星星。他搬了把椅子坐在灯下，看着那些光斑，嘴角带着笑，像是在数着什么。
“小远，你看。”他指着光斑，“这灯照过南河的水，照过山里的路，照过周老板的账本，现在又照着咱的铺子。”他咳嗽了两声，声音轻得像羽毛，“等我不在了，你就把灯擦干净，接着挂在这儿。看见它亮着，就知道家还在。”
“爷爷不会不在的。”我扑过去抱住他的胳膊，他的棉袄里塞着新絮的棉花，却还是能摸到骨头的形状，硌得我心口发疼。
“傻孩子。”他摸着我的头，掌心的温度透过头发传过来，暖暖的，“人跟灯芯一样，总有烧尽的时侯。可只要油还在，就能再捻新的芯子，再亮起来。”
除夕夜，奶奶煮了饺子，有酸菜馅的，有白菜馅的。爷爷吃了三个，就放下了筷子，说“有点累”。他靠在藤椅上，看着房梁上的马灯，灯光在他脸上晃出明明暗暗的纹。街坊们来拜年，他笑着递糖，可咳嗽声越来越密，像要把肺咳出来。
守岁时，爹从哈尔滨回来了。他一进门就给爷爷把脉，眉头越皱越紧：“爹，咱明儿一早就去医院。”
“不去。”爷爷摆了摆手，指着马灯，“你看这灯，多亮。”
凌晨时分，雪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把院子照得像铺了层银。爷爷突然说：“想喝口南河的水。”
爹要去打水，被他拦住了：“不用了……我好像看见周老板了，他提着灯，在南河边上等我呢……”他的声音越来越轻，眼睛望着房梁上的马灯，慢慢闭上了。
马灯的火苗突然跳了跳，像是有人轻轻吹了口气。灯芯“噼啪”响了声，爆出个小小的火星，随即又稳稳地亮着，把爷爷的脸照得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出殡那天，天放晴了。南河的冰开始化冻，岸边的积雪下冒出点新绿。我捧着那盏马灯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玻璃罩的裂缝里，那片干枯的柳叶随着脚步轻轻晃动。
张丫爹、刘老铁、李木匠……好多街坊都来了，他们走得很慢，脚踩在融雪的泥地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响。周明轩也从山东赶来了，他穿着黑布长衫，手里拿着爷爷纳了一半的鞋底，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他捻的灯芯。
下葬时，我把马灯放在了爷爷的坟前。阳光照在黄铜灯座上，“周记”两个字闪闪发亮。周明轩蹲下身，往灯里添了些煤油，用火柴点亮了灯芯。
火苗“腾”地窜起来，稳稳地亮着，抗住了河边的风。我知道，这盏灯永远不会灭了——它会照在南河的水上，照在老榆树的枝桠上，照在杂货铺的货架上，照在每一个记得爷爷和周老板的人心里。
回到铺子时，奶奶正往玻璃柜里摆水果糖。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柜台上投下格子状的光。她指着房梁，那里空荡荡的，却好像还有灯光在晃：“你爷爷说了，灯芯烧尽了，就再捻新的。日子啊，就得这么亮着过。”
门口的铜铃被风撞得“叮铃”响，像是在应和她的话。我走到柜台后，拿起爷爷用了半辈子的鸡毛掸子，轻轻拂过落了层薄灰的账本。掸子上还留着他的温度，像马灯芯上的余温，暖烘烘的，能焐热整个冬天的夜。
远处的南河开始解冻，冰块撞击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咔嚓咔嚓”的，像是谁在敲打着时光。我知道，不管过多少年，不管巴彦苏苏变成什么样，这马灯的光，这铜铃的响，还有爷爷和周老板的故事，都会像这融雪后的春天一样，永远鲜活，永远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