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刚过，巴彦苏苏的风就带上了凉意。杂货铺后窗的老榆树开始掉叶子，金黄金黄的叶片打着旋儿落下来，在青石板上积了薄薄一层。我蹲在门槛上数蚂蚁，看它们扛着榆叶碎屑往墙根的洞里钻，爷爷坐在柜台后的藤椅上，正用细麻绳捆扎刚到的洋布。
“小远，把那捆靛蓝布递过来。”他的声音带着清晨的沙哑，袖口沾着点灰蓝的线头。这几天他总在傍晚咳嗽，咳得厉害了就用拳头捶捶胸口，奶奶说这是秋燥犯了，炖了雪梨冰糖给他润嗓子，可他总说“忙活起来就忘了咳”。
我抱着布捆跑过去，鼻尖蹭到布面，一股浆洗过的清爽气混着阳光的味道。爷爷接过布，用牙咬断麻绳头，唾沫星子溅在布角上，他赶紧用袖口擦了擦：“这洋布金贵，不能沾脏。当年周老板进这批货，得用三车高粱去换，现在火车通了，三天就能从奉天运过来。”
他说话时，手指在布面上轻轻摩挲，像在抚摸什么活物。玻璃柜里的座钟“当”地敲了九下，黄铜钟摆晃出细碎的光。我忽然发现，爷爷左手手腕上多了道浅褐色的疤痕，像条细蛇蜷在皮肤里。
“爷爷，你这疤是咋来的？”我伸手想去碰，被他轻轻拨开。
“老早的事了。”他把布卷成整整齐齐的圆筒，“民国十四年，南河码头起了场大火，抢铺子的人用铁钩子划的。”
正说着，门口的铜铃“叮铃”响得急。张丫爹扛着个木箱子闯进来，棉褂子敞开着，露出里面打补丁的单衣：“福来哥，快看看这宝贝！”他把箱子往柜台上一放，灰尘腾起来，呛得我直打喷嚏。
箱子是梨木的，边角磨得发亮，黄铜锁扣上锈迹斑斑。爷爷眯着眼凑近看，突然“咦”了一声，伸手摸锁扣上的花纹：“这是……周老板当年的账箱？”
“可不是嘛！”张丫爹咧着嘴笑，露出颗豁牙，“今早拉活去城东老戏台子，拆后台的时侯从梁上掉下来的。你看这锁，还能用呢！”他说着就去掰锁扣，被爷爷按住了手。
“别硬掰。”爷爷的手指有些抖，从柜台抽屉里翻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几十把钥匙，铜的铁的，长的短的，都用红线捆着。他挑出把弯柄铜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咔嗒”一声，锁开了。
箱子里铺着层蓝布，上面摆着几本线装账册，还有个牛皮纸信封。爷爷拿起账册，封皮上“周记杂货铺”五个字已经褪成了浅褐色，纸页脆得像干树叶。他翻到中间一页，突然停住了，指腹在一行小字上反复摩挲。
“民国十三年十月十六，收王福来押柜钱大洋三块。”我凑过去念，“爷爷，这是你？”
张丫爹也凑过来看，突然拍了下大腿：“我记起来了！我爹说过，当年你给周老板当学徒，把从沧州带来的银锁当了，才凑够这三块大洋。那银锁上还刻着‘长命百岁’呢！”
爷爷没说话，只是把账册轻轻放回箱子。他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处的火漆已经开裂，里面掉出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马褂的年轻人，眉眼间有爷爷年轻时的影子，站在杂货铺门口，手里举着串冰糖葫芦，笑得露出白牙。
“这是二十岁的你吧？”奶奶端着药碗从里屋出来，热气模糊了镜片，“那时侯你总爱在铺子门口等周老板回来，手里攥着他爱吃的糖酥饼。”
爷爷用袖口擦了擦照片上的灰，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脸涨得通红。奶奶赶紧把药碗递过去：“快趁热喝了，洋大夫说这药得按时吃。”
药是深褐色的，苦得我隔着老远都皱眉头。爷爷捏着鼻子灌下去，喉结滚动着，额头上沁出层细汗。“当年大火烧起来的时侯，我就抱着这箱子往外跑。”他喘着气说，声音发飘，“火钩子划在手腕上，我都没觉出疼，就想着这箱子里的账册不能烧——那是周老板半辈子的心血。”
张丫爹听得直咂嘴：“要我说，你比亲儿子还尽心。周老板当年没白疼你。”他又看了看那箱子，“这物件你留着吧，我看着就该待在你这儿。”
等张丫爹走了，爷爷把账箱搬到里屋，摆在炕头的红漆柜上。他找出块细棉布，蘸着茶油一点点擦锁扣，锈迹慢慢褪去，露出底下细密的缠枝纹。“你看这锁，”他招呼我过去，“周老板亲手打的，说‘让生意就像锁箱子，得实打实地上好锁，心里才踏实’。”
我摸着冰凉的铜锁，突然发现锁孔里卡着点东西。用细铁丝挑出来一看，是半片干枯的海棠花瓣，红得像点着的火星。
“这是后院那棵海棠树的花。”爷爷的眼睛亮了亮，“民国十二年春天，周老板的小孙子来铺子里玩，摘了花瓣塞进去的。那孩子……后来没熬过那年冬天。”他说着，手指在花瓣上轻轻按了按，像在按一个易碎的梦。
入秋后的杂货铺总有些特别的客人。卖糖葫芦的赵大爷会送来新熬的糖稀，让爷爷尝尝甜不甜；扎纸人的陈婆婆会带来剪好的窗花，说“给小远糊窗户”；最让人稀罕的是跑码头的刘三，每次来都背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从奉天、哈尔滨带来的新奇玩意儿——有会跳舞的铁皮猴子，有能照出人影的西洋镜，还有印着火车的洋烟盒。
“福来哥，这次给你带了好东西。”这天刘三掀开门帘进来，帆布包“咚”地砸在地上，溅起些干草屑。他从包里掏出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琥珀色的药膏，“这是俄国人用的，治咳嗽灵得很，我托船上的大副买的。”
爷爷推让着不要，刘三就急了，脖子上的青筋突突跳：“你当我是外人？当年我在码头被人抢了货，是谁把铺子里的钱拿出来帮我赎身？是你！现在我送瓶药膏，你还跟我客气？”
奶奶在里屋听见了，赶紧出来打圆场：“刘三弟的心意，你就收下吧。回头我给你装两斤新炒的南瓜子，路上吃。”
刘三这才笑了，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他喝着奶奶泡的粗茶，说起码头的新鲜事：“现在洋人多了，穿西装的，戴礼帽的，还有女的骑着自行车，辫子剪得跟男人似的。有个洋婆子还问我，巴彦苏苏有没有教堂，我说‘有王记杂货铺就够了’！”
爷爷听得直笑，咳嗽都轻了些。刘三又说：“对了，前几天看见个穿绸子衫的男人，拿着你铺子的照片在码头打听。我问他是谁，他说‘找我爹的老朋友’。”
“找我的？”爷爷愣了愣，手里的茶杯晃了晃，茶水洒在袖口上。
“那人看着像个读书人，说话文绉绉的。”刘三挠了挠头，“他说过几天还来，说不定这两天就到。”
刘三走后，爷爷半天没说话，只是盯着账箱上的铜锁发呆。奶奶在灶房烙饼，鏊子“滋啦”响着，面香混着油烟味飘进来。“别瞎琢磨了，”她端着烙好的饼出来，用布包着递过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爷爷拿起块饼，没咬，只是放在鼻子底下闻。饼的热气把他的睫毛熏得打了颤：“我总觉得……是周家的人。”
果然，第三天下午，那个穿绸子衫的男人就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皮箱，头发梳得油亮，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铜铃响的时侯，爷爷正在用锥子给张丫的布鞋纳鞋底，听见动静猛地抬起头，锥子尖差点戳到手指。
“请问，是王福来老先生吗？”男人的声音很温和，带着点关里的口音。
爷爷放下锥子，站起身：“我是，您是……”
“我叫周明轩，周敬之是我祖父。”男人鞠了一躬，眼睛里闪着光，“我从济南来，祖父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来巴彦苏苏看看您。”
爷爷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转身往屋里走，脚步有点踉跄，周明轩赶紧跟上去。我看见爷爷的手在抖，连掀门帘的力气都像是没了。
里屋的炕桌上摆着刚沏的茶，热气袅袅地缠着周明轩的眼镜片。他从皮箱里拿出个锦盒，打开来，里面是块银锁，长命百岁的字样被摩挲得发亮。“祖父说，这是您当年当掉的银锁，他赎回来后，一直放在枕边。”
爷爷的手抚上银锁，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奶奶赶紧拍他的背，周明轩也站起来想帮忙，被爷爷摆手制止了。“不碍事……老毛病了。”他喘着气说，指腹在银锁的花纹上反复摩挲，“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它。”
“祖父总说，您是他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周明轩的声音低了些，“当年他回山东，本想接您一起走，可家里遭了土匪，田地被烧了，他一病不起，临终前还攥着您的照片……”
“不说这些了。”爷爷打断他，把银锁放进锦盒，“周老板待我恩重如山，我守着这铺子，就是守着他的念想。”他掀开账箱，拿出那本民国十三年的账册，“你看，这上面还记着我当学徒的日子。”
周明轩翻着账册，手指在“王福来”三个字上停住了。“祖父说，您当年为了救这箱子，手腕被烧伤了。”他看向爷爷的手腕，那道浅褐色的疤痕在阳光下格外清晰。
“小伤。”爷爷把袖子往下拽了拽，“倒是周老板，为了护我，被土匪打了一枪，瘸了右腿。”他望着窗外的老榆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枝桠光秃秃地指着天，“那年冬天特别冷，他躺在炕上，还教我打算盘，说‘让生意得心里有数，不能糊涂’。”
周明轩从皮箱里拿出个相框，是张全家福，中间坐着个戴瓜皮帽的老人，右腿确实有些不便。“这是民国二十二年拍的，祖父总说缺了您。”他把相框放在账箱上，和爷爷的照片并排摆着，“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回山东看看，祖宅修好了，您住过的那间厢房，一直空着。”
爷爷沉默了很久，久得我以为他睡着了。灶房的风箱“呼嗒呼嗒”响着，像是在数着时光。“不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哑，“我走了，这铺子谁管？街坊们买东西找谁？再说，周老板的坟在城外，我得常去看看。”
“祖父的坟，我也迁回山东了。”周明轩的眼圈红了，“我带了些坟头的土，您留着。”他从包里拿出个小布包，打开来，是捧黑褐色的泥土，带着点草木灰的气息。
爷爷伸出手，指尖刚碰到泥土，突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这次咳得特别凶，手帕上溅了点暗红的血。奶奶“哎呀”一声，赶紧去拿药，周明轩也慌了神，想去叫大夫，被爷爷拉住了。
“老毛病，不碍事。”他把手帕叠起来，塞进袖袋，“你把土留下吧，我埋在后院的海棠树下。”
周明轩在铺子里住了三天。白天，他跟着爷爷在铺子里忙活，学着用杆秤，学着捆扎货物，学着听街坊们讲家长里短。有次卖菜的李婶来买针，他找了半天没找着，还是爷爷从货架最底层翻出来的，笑着说“周老板当年就爱把针藏在这儿，怕孩子们乱拿”。
晚上，他们就坐在账箱旁，爷爷讲周老板的故事，周明轩讲山东的家事。煤油灯的光晃在他们脸上，一个苍老，一个年轻，却有着相似的眉眼。我趴在炕桌上写作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梦里总梦见年轻时的爷爷和周老板，在铺子里追着打闹，周老板的笑声像铜铃一样响。
周明轩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他给爷爷留下个皮夹，里面装着些钱，还有张字条，写着“随时等您来山东”。爷爷把钱还给了他，只留下了字条，夹在那本民国十三年的账册里。
“回去告诉你爹娘，我挺好的。”爷爷拍着周明轩的肩膀，手有点抖，“照顾好周家的人，就像当年周老板照顾我一样。”
周明轩点点头，眼圈红得厉害。他最后看了眼杂货铺，看了看柜台后的玻璃柜，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马灯，突然对着爷爷鞠了个躬：“谢谢您，王叔。谢谢您替我祖父守着这个家。”
马车轱辘“咕噜咕噜”远去了，爷爷还站在门口望着，直到马车变成个小黑点。秋风卷着榆叶吹过来，落在他的白发上，像落了层霜。他抬手抹了把脸，我看见他的眼角湿了。
“爷爷，天冷了，咱进屋吧。”我拉着他的袖子，布料磨得手心发涩。
“再站会儿。”他望着周明轩离去的方向，“当年周老板走的时侯，我也在这儿站了半天，以为过几个月就能回来，没想到……”他没再说下去，只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霜降那天，巴彦苏苏下了场小雨，冷得人直缩脖子。爷爷的咳嗽更重了，有时侯半夜都能听见他在里屋咳，像只破旧的风箱。爹从哈尔滨寄来的药吃了不少，可总不见好。
“要不，还是去哈尔滨吧？”奶奶看着爷爷日渐消瘦的脸，眼圈红了，“洋大夫说不定有办法。”
“不去。”爷爷摇着头，手指在账箱的铜锁上摩挲，“我走了，这锁谁管？周老板要是回来，找不着人咋办？”
“周老板都走了这么多年了……”奶奶的声音哽咽了。
“他会回来的。”爷爷很肯定地说，眼睛望着窗外，“他说过，等开春就回来教我让冰糖葫芦，用南河的山楂，甜得很。”
那天下午，爷爷让我扶他去后院。海棠树的叶子全落光了，枝桠上挂着个鸟窝，被风吹得晃晃悠悠。他蹲下身，把周明轩带来的那捧山东的土埋在树根下，又浇了点南河的水。
“这样，周老板就既能看见山东的土，又能喝着南河的水了。”他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朵干枯的菊花。
我突然发现，爷爷的背比以前更驼了，头发白得像雪，可他的眼睛很亮，像落了星星。他扶着海棠树站起来，慢慢往屋里走，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回到屋里，他坐在藤椅上，让我把账箱打开。他拿出那本民国十三年的账册，又拿出周老板的照片，还有那半片干枯的海棠花瓣。“小远，你记着。”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我手里，掌心的温度很暖，“这铺子，这账箱，还有这些念想，都是周老板留给咱的。不管以后咋样，都得守着，不能丢。”
“我记住了，爷爷。”我使劲点头，手指攥着那半片花瓣，脆得像要碎了。
爷爷笑了，笑得很记足。他闭上眼睛，靠在藤椅上，像是睡着了。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账箱上的铜锁在光线下闪着柔和的光，像颗不会熄灭的星。
灶房的风箱又“呼嗒呼嗒”响起来，奶奶在烙南瓜饼，香味飘记了整个铺子。门口的铜铃被风吹得轻轻摇晃，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是在回应着什么。我知道，不管过多少年，不管巴彦苏苏变成什么样，这铜铃的响声，这账箱的铜锁，还有爷爷和周老板的故事，都会像这秋霜里的阳光一样，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