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彦苏苏的雪来得总比日历上的冬至早。那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时，我正蹲在杂货铺的铜火炉边，看爷爷用铁钎子拨弄炉膛里的炭火。火星子“噼啪”炸开，映得他脸上的皱纹忽明忽暗，像被雪覆盖的田埂。
“小远，去把门口的棉帘子挂上。”爷爷往炉子里添了块劈柴，木柴遇热发出“滋滋”的轻响，“这雪怕是要下一夜，别让寒气钻进铺子里，冻坏了那些水果糖。”
铺子西头的玻璃柜里摆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着，在煤烟味里透着甜气。我踩着小板凳，把厚重的蓝布棉帘子挂在门楣上，帘子边角的流苏沾着去年的雪渍，摸起来硬邦邦的。刚挂好，就听见帘子外传来“咯吱咯吱”的踩雪声，铜铃“叮铃”一响，有人掀帘进来。
是张丫的娘，手里挎着个竹篮，篮子上盖着块棉布。“李婶在家不？”她跺了跺脚上的雪，棉鞋上沾着的雪沫子落在青砖地上，迅速化成小水洼，“俺家包了酸菜饺子，给你们送点来。”
奶奶从里屋迎出来，手里还拿着针线，正在纳鞋底。“你看你，大冷天的还跑一趟。”她接过竹篮，掀开棉布，里面是冒着热气的白瓷碗，饺子捏着整齐的褶子，“快上炕暖和暖和，我给你倒碗热米汤。”
张丫娘没上炕，眼睛往铺子里扫了一圈，压低声音说：“李婶，你们听说了没？东头的老井真要填了。今个我去挑水，看见县里的人带着洋镐和铁锹，在井台边量来量去的。”
奶奶手里的针线顿了顿，针尖在布鞋底上扎出个小孔。“不是说要盖洋楼吗？咋非要填井？”
“谁说不是呢。”张丫娘往炉边凑了凑，搓着冻红的手，“听说是那洋楼要打地基，嫌老井碍事。好多老街坊都去说了，没用，那些人凶得很，说谁拦着就抓谁。”
爷爷从炉膛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炭灰。他的蓝布褂子后背落了层白灰，是刚才添柴时蹭上的。“井填不得。”他的声音不高，却像炉子里的铁钎子一样硬，“明个我去看看。”
“你可别去惹事。”奶奶拽了拽他的袖子，“上回交税的事还没缓过来，再被他们逮着由头……”
“我就去看看。”爷爷拉开抽屉，拿出他的毡帽戴上，帽檐压得很低，“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井没了。”
那天夜里，雪果然下了一夜。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听着雪粒打在窗纸上的声音，像有人在外面撒沙子。爷爷的咳嗽声比往常重了些，一声接着一声，像破旧的风箱在拉。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他披着棉袄坐在炕沿上，借着月光摩挲着那把鸡毛掸子，掸子毛上落了点从顶棚掉下来的灰尘。
“爷爷，你咋不睡？”我揉着眼睛问。
他转过头，月光在他脸上刻出深深的沟壑。“睡不着，想想老井的事。”他把掸子放在炕边，“那井是光绪年间就有的，我刚到巴彦苏苏时，天天去那儿挑水。井台上的石板被井绳磨出的沟，比你手指头都深。”
“比我的手指头还深？”我把手指头伸出来，在月光下看了看。
“深多了。”爷爷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月光，“那时侯挑水要排队，天不亮就有人去。有回我排到日头出来，才打上半桶水。周老板等着水和面，急得直转圈，可看见我挑着水回来，还是先给我舀了瓢井水喝。”他顿了顿，声音轻下来，“井水甜啊，比现在的自来水甜多了。”
第二天一早，雪停了。太阳出来，把整个巴彦苏苏照得白晃晃的，屋檐上的冰棱像水晶帘子，反射着刺眼的光。爷爷吃完早饭就揣着两个窝头出门了，临走时把鸡毛掸子插在柜台的缝隙里，说“等我回来再掸灰”。
他走后，铺子里来了个陌生客人。那人穿着黑色的皮大衣，戴着圆顶帽，说话带着天津口音，要给家里的孩子买些关外的特产。奶奶给他称了两斤黑木耳，又包了些松子，算钱的时侯，那人从皮夹里抽出张崭新的钞票，上面印着火车头的图案。
“这钱能用吗？”奶奶捏着钞票，有点犯愁。铺子里收的大多是铜钱和角票，这种新钞票她见得少。
“咋不能用？”那人笑了，露出两颗金牙，“这是中央银行的票子，城里的洋行都收。”
正说着，刘老铁裹着件厚棉袄进来了，鼻子冻得通红。“李婶，不好了！”他往炉边一凑，棉袄上的雪化了，在地上积出一小滩水，“福来哥在老井那边跟人吵起来了！”
奶奶手里的钞票“啪”地掉在地上，她顾不上捡，抓起爷爷的棉袄就往外跑。我跟在她身后，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城东跑。
老井边围了好多人，像圈黑压压的树。我从大人的腿缝里钻进去，看见爷爷正站在井台上，背对着我们，面对着几个穿黑制服的人。那些人手里拿着洋镐，其中一个戴着黑墨镜的，正指着爷爷的鼻子骂：“老东西，赶紧滚开！耽误了县长的大事，把你这破铺子掀了！”
“井不能填。”爷爷的声音在寒风里有点发飘，却站得笔直，像井台上那根老井绳，“要盖洋楼，绕开井不行吗？”
“绕开？你知道绕开要多花多少钱？”墨镜男抬脚就往爷爷腿上踹，“给我打！让他知道厉害！”
两个穿制服的人刚要上前，就被人群里的刘老铁拦住了。“住手！”他把打铁的锤子往地上一墩，锤头砸在冰面上，震得人脚底板发麻，“你们敢动福来哥一根手指头，我这锤子可不认人！”
周围的街坊也跟着嚷嚷起来。卖菜的李婶举着扁担喊：“这井是咱大家伙的，凭啥说填就填！”修鞋的马大爷拄着拐杖敲冰面：“要填井，先把我这把老骨头填进去！”
墨镜男看犯了众怒，有点发怵，却还嘴硬：“你们想造反？告诉你们，这是县长的命令，谁也拦不住！”
“县长也得讲道理！”爷爷转过身，我才看见他手里攥着块青石板，上面有个深深的凹槽，“你们看这井台，多少代人踩出来的，多少人靠这井水活命。现在日子好过了，就忘了本了？”
他举起石板，阳光照在凹槽里的冰面上，亮得晃眼。“我十六岁从河北闯关东，走到巴彦苏苏时，快饿死了。是这口井的水，让我活了下来。今天你们要填井，就先把我填进去！”
人群里爆发出叫好声，好多人往前凑了凑，把穿制服的人围在中间。墨镜男看着越来越激动的人群，往后退了退，恶狠狠地说：“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报官！”说完，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爷爷站在井台上，手里还举着那块石板，雪落在他的白头发上，像落了层霜。街坊们都看着他，没人说话，只有风吹过井台的声音，呜呜的，像谁在哭。
“福来哥，你没事吧？”刘老铁第一个走上前，想扶他下来。
爷爷摇了摇头，慢慢走下井台，刚迈出一步，突然腿一软，往地上倒去。
“爷爷！”我尖叫着冲过去，趴在他身边。他的手冰凉，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眼睛闭着，嘴唇发紫。
“快送医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刘老铁赶紧把爷爷背起来，往城里的西医诊所跑。我和奶奶跟在后面，奶奶的裹脚在雪地里走得踉踉跄跄，好几次差点摔倒，却死死攥着爷爷的棉袄，像攥着救命的稻草。
诊所里弥漫着酒精味，穿白大褂的医生给爷爷听了听胸口，又量了量血压，摇着头说：“老人家年纪大了，又受了风寒，心脏不太好，得住院观察几天。”
奶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倒在桌上，有铜钱，有角票，还有那张印着火车头的新钞票。“医生，钱不够我再去借，你一定要救救他。”
医生叹了口气，把钱推回去一半：“先住院吧，钱不够再说。”
爷爷住院的那几天，铺子里的生意全靠街坊们帮衬。张丫娘天天来给我们让饭，刘老铁收工后就来守铺子，卖菜的李婶把最新鲜的菜送来，连修鞋的马大爷都帮着照看柜台，虽然他总记混糖果的价钱。
我每天都去诊所看爷爷。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还是很白，却能说话了。我把铺子里的事告诉他，说刘老铁卖糖果时多找了人五文钱，被张丫娘骂了一顿；说李婶送来的白菜特别嫩，奶奶腌成了酸菜；说老井那边天天有人轮流看着，没人敢再来填井。
“那就好，那就好。”爷爷听完，总是这样说，然后就开始咳嗽，咳得连带着床板都在晃。
第五天头上，爷爷能下地了。他非要出院，说“躺在这儿花钱，不如回铺子守着”。医生拗不过他，开了些西药，嘱咐他不能再受风寒，不能再生气。
回家的路上，爷爷让刘老铁绕到老井那边。井台上果然有人，是几个老街坊，正坐在小马扎上晒太阳，看见我们，都站起来打招呼。井绳还在，青石板上的凹槽里结着冰，像块天然的玉。
“你看，我说啥来着。”爷爷笑着说，眼睛里有了点光，“只要大家伙心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回到铺子，爷爷第一件事就是去柜台缝里摸那把鸡毛掸子。掸子还在，只是上面落了层薄灰。他拿起掸子，慢慢走到货架前，一下一下地掸着，动作比以前更慢了，掸完一层，就要扶着货架喘口气。
“让你歇着，你偏不。”奶奶端着药碗过来，药汤是黑褐色的，冒着苦气，“快把药喝了，喝完再歇着。”
爷爷接过药碗，捏着鼻子一饮而尽，喝完咂咂嘴：“比黄连还苦。”
“苦才能治病。”奶奶从糖罐里捏出块水果糖，塞进他嘴里，“含块糖就不苦了。”
糖的甜味漫开来时，门口的铜铃响了。是那个穿皮大衣的天津客人，手里拿着个纸包。“王老板，我来谢谢你。”他把纸包放在柜台上，“上次买的黑木耳，我家孩子爱吃，再买两斤。对了，这个给孩子吃。”
纸包里是些天津十八街的麻花，金黄金黄的，上面撒着芝麻。我拿起一根咬了一口，又脆又香，比奶奶炸的面鱼还好吃。
“你太客气了。”爷爷笑着说，给他称黑木耳。
客人付了钱，临走时指着门外说：“听说你们为了一口老井，跟县里的人杠上了？厉害！我们那边也有口老井，前几年被开发商填了，老街坊们都心疼得不行。”他叹了口气，“还是你们巴彦苏苏的人有情义。”
爷爷没说话，只是把鸡毛掸子轻轻放在柜台上，像放一件珍贵的宝贝。
过了几天，县里来了通知，说洋楼换了地址，老井不填了。街坊们都跑到杂货铺来告诉爷爷，刘老铁还买了两斤烧酒，非要跟爷爷喝几盅。
“我就说嘛，邪不压正。”刘老铁喝得脸红脖子粗，“那些当官的，就是欺负老实人，你硬气了，他就软了。”
爷爷喝了半杯酒，脸也红了，咳嗽了两声说：“不是我硬气，是这井硬气。它养了巴彦苏苏这么多人，谁也不能说填就填。”
那天晚上，奶奶包了饺子，是白菜猪肉馅的，放了好多香油。爷爷吃了三个，说“真香”，然后就靠在炕头上打盹，手里还攥着我的小手。我能感觉到他手掌的温度，还有那粗糙的老茧，像老井台上的青石板。
腊月二十三那天，爹从哈尔滨回来了。他穿着黑色的棉袍，戴着礼帽，手里提着个大皮箱，比照片上看着胖了些。看见爷爷，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爹，我回来了。”
爷爷把他扶起来，拍着他的背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落在爹的棉袍上，洇出个深色的圆点。
爹给爷爷带了好多东西，有西洋的鱼肝油，有上海的雪花膏，还有块瑞士怀表，表盘上的指针滴答滴答转着，像心跳的声音。爷爷把怀表揣在怀里，时不时掏出来看看，说“比日头准多了”。
年三十那天，杂货铺早早关了门。奶奶贴了春联，红纸上的金字在雪光里闪着亮。爷爷把鸡毛掸子洗干净，挂在堂屋的房梁上，说“过年了，让它也歇歇”。
我们一家人围在铜火炉边吃年夜饭，锅里炖着猪肉粉条，咕嘟咕嘟冒着泡。爹给爷爷倒了杯酒，说：“爹，明年我想把你和娘接到哈尔滨去住，那边条件好，有电灯，有自来水，不用再守这铺子了。”
爷爷喝了口酒，没说话。奶奶捅了捅他的胳膊，他才慢慢说：“不去了。这儿挺好的，街坊们都熟，离老井也近。”
“可这铺子……”爹还想说什么。
“铺子得留着。”爷爷打断他，夹了块肉放进我碗里，“我从十六岁到这儿，就没离开过这铺子。它就像我的老伙计，我走了，谁陪它？”
爹看着爷爷，又看了看奶奶，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外面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震得窗纸直响。爷爷走到门口，掀开棉帘子往外看。雪又下了起来，像无数白色的蝴蝶在飞。老井的方向隐隐约约有灯光，是街坊们在井台边守岁。
“你看，多热闹。”爷爷笑着说，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很快散开，“这才是过年的样子。”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被铜铃声吵醒。跑到铺子一看，爷爷正站在柜台后，给一个拜年的小孩发糖果。那小孩穿着新棉袄，给爷爷磕了个头，接过糖果，蹦蹦跳跳地走了。
“爷爷，你咋不多睡会儿？”我打着哈欠问。
“睡不着。”他拿起房梁上的鸡毛掸子，掸了掸柜台上的灰尘，“过年了，铺子得干干净净的。”
阳光透过结了冰花的窗棂照进来，在他身上织出张金色的网。他的动作很慢，却很认真，每一根掸子毛都拂过柜台的木纹，像在抚摸岁月的痕迹。
爹站在里屋门口，看着爷爷的背影，眼睛有点红。他悄悄对我说：“小远，以后要好好陪爷爷，多帮他擦擦铺子。”
我使劲点头，看着爷爷把鸡毛掸子伸到货架最上层，那里摆着那个铁皮饼干盒，里面睡着泛黄的地契。阳光照在饼干盒上，反射出一道光，落在爷爷的白发上，像撒了把碎金子。
巴彦苏苏的雪还在下，铜铃声时不时在雪地里响起，清脆得像冰块相撞。我知道，只要这铃声还在，只要爷爷手里的鸡毛掸子还在，这个家就永远是暖的，就像铜火炉里永远烧得旺旺的炭火，能把整个冬天的寒冷，都烤成春天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