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江州的雨仍旧不断，稀薄的水汽仿佛将整个城市封进一层失真的胶片中。案发后第十九天，张纪的尸体由市殡仪馆火化。无人认领。
按规定，由市街道援助中心代为安葬。骨灰罐简单、标签简陋，仅写了“张纪，1975-2025”。
程望没去，但他知道那天，林医生去了。他拿了一束小菊花，站在墙角站了整整十五分钟。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来，”林医生事后和程望说，“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最后一次来找我，说的是‘你看我眼里是不是有人影’。我以为他妄想复发，没理会。现在回想……他说的，可能是自己心里的人影。”
“你知道他心里有谁吗？”程望问。
“我不知道，也许是母亲？也许是骗他的人？我只是……医生，但他从没真正信任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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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的家庭档案，在市民政局厚厚的社会救助文件夹中。
父亲早年车祸死亡，母亲在他十岁那年带着他搬到江州。小学资料显示张纪智力中等偏下，行为敏感，曾两次因攻击同学被强制家访。母亲是一名工厂女工，晚班频繁，常年独自生活。十四岁时母亲失踪，警方当时登记为“失踪人口”，三年后被注销户籍。自那以后，张纪靠救济与打零工生存。他十六岁辍学，之后生活轨迹极度混乱：被举报偷窃三次、居无定所、曾短暂进过精神科。
“他母亲的失踪从没找到确切原因？”程望问当年参与搜寻的老刑警。
“没找到。当时线索极少，他家也没装电话，最后不了了之。坊间有说她跟人跑了，也有说是出了事……可查无实证。”
程望翻看案卷时，发现一页边角写了几个字，是办案民警留下的：
‘孩子不正常，母亲太累了。’
他将这句话圈了出来。没有感情，只是重复读了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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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组在张纪案中重新梳理了他生前六个月的网络记录。
最大的意外是——张纪注册了两个账号，一个是真名实名，一个是他自造的笔名账号。他在“街坊论坛”“市民申诉栏”“社区心理求助区”都发过帖子，内容时而语焉不详，时而极度清醒。
在一个叫“记忆伪证”的帖子下，他写道：
“我活得像个实验室里被观察的老鼠，每个人都假装不看见我，其实都在看。
我想知道，如果我有一天不见了，有人会注意吗？如果有个人骗我十年，我反杀他，算不算正义？”
帖子没人回。但点击量很高——近两千。
他还匿名私信过一个叫“郁心如烟”的女性网友，对方自称是社区志愿心理师。他们断断续续聊了三个月。内容里没有脏话，也没有露骨情绪，更多的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倾诉：
“我不觉得自己有病，我只是……冷。人总说冷是病的一种，可没人告诉我怎么升温。”
而最后一条，是他案发前三天发的：
“我打算结束一件事。我知道你会怕我。但请记住，我不是疯子。疯子不知道自己疯，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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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来不是精神错乱，”技术组复盘时，程望冷静道，“他只是从未获得过现实意义上的‘被理解’。”
“但他还是杀人了。”有年轻探员低声说。
程望没反驳。他只是站在白板前，写下几个字：
意识清醒、目的明确、动机逻辑闭环。
这起案件，依法定义，仍是一级谋杀。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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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案的舆论发酵在社会层面持续升温。
最初是“患者伤人”的担忧，然后是“制度失能”的控诉。
“我们害怕张纪，但更怕下一个张纪。”
“一个明明早就该被收治的病人，为何能在城市里自由走动？”
“警察为啥不防？医生为啥不上报？社区在干嘛？”
市卫健委、公安局、街道办相继开设舆情回应专栏，程望也曾被临时调去“公众答疑小组”协助。但他拒绝出镜，理由是：“我不是发言人，我是警察。”
他只接受了一场封闭问答，是面对江州市教育系统心理卫生教师的培训班。最后，有年轻教师问：
“如果当年张纪的学校老师多陪他谈一次话，会不会不一样？”
程望沉默了半分钟，答道：
“你不能指望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但你可以阻止他在最初的时候变成‘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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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程望一人走进档案馆，把“张纪”相关案件的案卷封存。他在封面贴上最终归类：“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非精神失控型。”
归档后，他长时间坐在资料室中央的那张椅子上。
从警十二年，他处理过奸杀、虐童、连环肢解案，但张纪案却让他第一次出现梦魇：梦见一群人围着燃烧的房子站着，没有一个人伸手灭火。
“是系统的问题，”心理辅导师在评估记录上写道，“程警官对‘人性责任与制度边界’产生了严重思考障碍，但目前未显现焦虑或攻击倾向。”
他看了眼这行字，低笑了一声：“系统问题，不是我能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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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做了一件事。
他联系了社区卫生中心，协助市局编制一份《特殊心理高危行为干预初筛问卷》，试图让“孤独、情绪异化、社会断链”成为筛查指标。
他知道这会增加医生负担，也知道它不会阻止所有悲剧。
但这不是为了张纪，而是为了那个坐在超市门口吃药的陌生人——让他不会成为下一个“城市里的幽灵”。
这起案子，终于写进了年度案例纪要，标题是：
《江州张纪案：城市精神病人公共风险责任链模型初探》
下面有一行备注：程望
警官评审，刑侦技术支持。
他在末尾页签上自己的名字，笔迹遒劲：
程望
20255
然后，抬头望了一眼窗外。
雨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