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的工作，往往到判决时就已画上句号。但程望习惯不画“句号”。他知道，在案件被记录进档案柜之后，还有很多“未能发声的人”，仍在角落里喘息。
陈蕊的名字，在媒体舆论中逐渐扩散——但远非全部真相被社会知晓。于是，他开始追问另外一个方向：
案件中的“观众”，是否在后来选择说话？
案件媒体报道后第二周，江州警局收到一封寄自本市南区的匿名信，落款是一个署名——
“s·y
教研组，一位目睹一切的沉默者。”
信中写道：
“我在她（陈蕊）失踪前几天，与她有过一次交谈。她没说具体是谁，只说‘有人在刻意塑造暴力’，她想举报，但不知道向谁开口。”
“我没有劝她，也没有鼓励她。我只是听着。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现在我知道，那故事是她自己的。”
程望将信递给雷涵：“她不是唯一一个目睹者。”
雷涵翻阅信纸，眉心轻蹙：“还有别人在现场，但选择了不介入。”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回声。现在的问题是——谁愿意让这些回声变成声音。”
在江州市教育纪检办内部调查报告中，警方调取了部分早期投诉材料，发现：
陈蕊本人曾通过内部信访途径举报过“宋维对其工作环境造成干扰”，但信访记录被注明为“无具体佐证”；
后期，其“个人心理评估”为“有应激倾向”，被建议休假，未受理后续书面投诉；
教研组例会中，数次记录提及“工作氛围紧张”“沟通障碍明显”，但无个别处理记录。
程望眉头紧锁：“一个健康的个体，在进入这个系统之后，所有求救都被归类为‘情绪问题’。”
雷涵低声：“她被系统定性了。”
“比被杀更早的，是她的话被当成了噪音。”
这让案件的意义不再止步于个体犯罪，而是暴露出一个组织失声、道德瘫痪的生态。
程望沉声说：“我们需要发出警告，不只是通报。”
案发第41天，许源通过律师正式提交上诉，但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对判决的实质性抗辩，而是在附带材料中留下了一段个人陈述：
“我知道法律已经判定我的罪。我不为此申诉。
“我只是想说一句——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人。
“她的强大，来自她对世界规则的信仰。可惜，我亲手摧毁了这个信仰。”
程望在办公室里读完这段陈述，久久未动。
“他后悔了？”雷涵问。
“不。”程望摇头，“他只是意识到，那不是一场普通的猎杀。”
“而是他毁了一个比他干净得多的世界。”
随着案件细节逐渐公开，江州高校系统内掀起关于“隐性暴力与责任界限”的广泛讨论。
新闻评论板块中，一段高赞留言这样写道：
“当我们说‘为什么她不报警’，也许应该问——我们为她留下过多少条通道？
她一次次报警，却被‘情绪问题’覆盖；
她一次次求助，却无人响应；
她一次次想站起来，却被一个制度压下头。
也许下次你看到一个被跟踪、被骚扰、被盯住不放的人，不要只说‘报警’，而是该问——你能不能成为她的一条出口。”
程望读到这条留言，闭上笔记本。
这不是评论，是判词。
不是对凶手的判词，是对旁观者的审判。
“陈蕊的回声”：留下的，是声音，不是遗憾
在陈蕊生前曾组织过的一场公益课堂上，有一个短视频片段被网友剪辑传播。
画面里，她穿着一件藏蓝色风衣，站在教室中央，神情坚定：
“我希望你们明白，规则不是拿来约束弱者的，它是用来保护每一个敢说‘不’的人。
如果某一天，你们在某个角落看到有人受欺负，不要想‘那不是我的事’。
你们的沉默，就是对加害者最大的纵容。”
雷涵将手机递给程望：“这个视频已经有一百多万次转发。”
程望看了一遍，许久无言。
那一刻，他觉得，哪怕案件再冷硬，哪怕判决再彻底，如果这些话能在人群中留下一个裂口，那她没有白死。
她的回声没有消失。
那晚程望没回家。他一个人站在江州南区的河堤上，看着水面无声流动。
夜色压低，风吹得警服微动。
他知道，这案子从调查开始到现在，他们已经尽了力。可是，他心里有个永远拆不掉的结：
在她最需要人听她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在场。
“我们总是来得太晚。”他低声说。
但也正因如此，他更明白：
他们不是来救人，而是来阻止下一个悲剧的人。
本案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