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初现，厚重的乌云逐渐被晨光撕开，灰蓝色的天幕之下，省厅刑侦指挥中心灯火未熄，依旧如深夜般忙碌。
程望坐在六楼资料调度室，面前摊开的是五十余份归档案卷，每一份都标记着红色“已结案”或“长期搁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死者姓名与那本“净场名单”高度重合。
“这些人，部分生前与旧港贩运案接触过。”周景行扶着眼镜，轻声说道，“大部分为举报人、前线警员，或关键线索提供者。案卷记录都不完整，多为自然死亡或事故处理。”
“时间跨度长达十四年。”程望翻开一份标记2009年的案卷，脸色越来越沉，“从最早的郑荣坤开始，直到去年的石楠，至少十五起具备高度相似特征的‘非正常死亡’。”
他将其中几份抽出，摆在一起，低声道：
“死者大多为刑警、协警、编外线人，还有部分港务、运输公司职员。地点遍布沿海八个市区，死因包括车祸、跳楼、投湖、意外坠物。”
“有没有交集？”周景行问。
“有。”程望指着郑荣坤那份卷宗，“他们都曾在一个案卷中留下痕迹——‘2007年秋港走私案’。这个案子牵涉甚广，但结案极快，只用了三个月，定性为地方走私团伙案，由当时的旧港派出所与市局经济侦查科处理。”
周景行眉头一跳：“你是说……这是源头？”
“很有可能。”程望起身，走到墙边的案件轨迹图前，取下一根红线，连接“2007年秋港案”与“陶成口供名单”中前五名死者，“我需要这个案子的所有内部处理记录，包括立案申请、审批流程、行动日志和卷宗签字人。”
“这要走申请，档案馆属特级权限。”周景行提醒。
“你去走流程。”程望语气坚定，“我先去找老何。”
半小时后，程望来到市局四楼档案复核室。室内堆满灰色铁皮卷柜，空气里带着陈旧纸张的微酸气味，何秉成正端着茶杯站在窗前，望着初升的阳光。
“你想问‘2007年秋港案’？”他开门见山。
“是。”程望点头，“何局，你是那个案子的复核人。”
何秉成没有回头，缓缓说道：“那是我入警三十五年来，最复杂、最难堪的一次卷宗。”
“为什么？”
“因为它不该结案。”何秉成转身，脸上写满疲惫，“我当时是复核组副组长，我们提交过异议报告，认为案情远未查清。但被压了。上级要求结案，理由是‘扰乱对外贸易环境，舆情风险不可控’。”
“是上级，还是某个具体的人？”
何秉成不答，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你在查陶成。”他忽然换了个话题，“你也知道，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你以为我们这些老刑警不想继续查下去？想，可我们知道，有些案子，一动就会塌。”
“但它本来就已经塌了。”程望低声说，“我们只是在废墟里找真相。”
何秉成沉默许久，终于缓缓走向角落，从旧铁柜里取出一只泛黄的木盒，小心解开双层封条，从中抽出一份残旧的影印文书，递给程望。
“这是我当年偷偷影印的‘任务审批单’副本。你可以用，但不要说是我给的。”
程望双手接过，翻开第一页，一行钢笔字跃入眼帘：
“本次行动目标：查缉非法港口货物中转链条，侦控核心运输人员。”
落款时间为2007年9月2日，签字人为“沈文森”。
程望一震：“这人是谁？”
“旧港分局刑侦科副科长，案发第二个月因‘执行不当’调职，次年辞职，现下落不明。”
“联系不到？”
“我查过，他在2011年死于一起无名车祸，驾驶小轿车冲出护栏，尸体烧毁，案件定性为醉驾。”
程望缓缓吸气，掌指用力，指节泛白：“那是第几个了？”
何秉成盯着他，沉声道：“第七个。”
空气再次凝滞，像一间被封死多年的密室，终于撬开一道缝。
“我再提醒你一句。”何秉成缓缓道，“这案子一旦捅下去，可能不是一个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省能兜得住的事。你做好准备了吗？”
程望没有回答，只是直视着他，一字一句道：“我不想等十年后，自己也变成一份遗忘的案卷。”
……
与此同时，审讯室里，陶成坐在冰冷的椅子上，面对窗外不断变幻的晨光。
他忽然喃喃一句：“对接人，不是一个人。”
带审警官一愣：“你说什么？”
陶成眼神空洞，似乎陷入某种回忆：“我接触过三次‘上头’派人，三次都不同。他们不是统一口音，也不是同一编号，但说话方式一样，逻辑严密，永远只谈任务、不留身份。我们一直以为是一个人，但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换着来的。”
“你的意思是……你们接触的对接人，可能只是某个更大系统的执行者？”
“不是可能，是一定。”陶成低声说，“每一个‘净场名单’都是被层层确认后发下来的。他们不是看嫌疑，而是按级别处理：接触程度、风险程度、舆情风险……这不是黑社会，是清洗。”
审讯记录传到程望手上，他盯着那句“不是一个人”，良久没有动。
忽然，他像想到了什么，快速翻出之前提审笔录，将所有“对接人”信息并排比对。
“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部门。”
他喃喃：“这是一个共识。”
这一刻，程望终于意识到，这桩特大黑社会案，不只是黑与白、贩与查、罪与罚。
而是一个长达十四年的“默许共谋”。
而他，终于站到了这道风暴的眼睛中央。